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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重症医学的快速发展,重症临床思维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愈发凸显。如何让年轻医生快速、准确掌握重症临床思维是重症临床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团队探索出的CITE临床查房模式,将训练重症临床思维融入至日常床旁查房中,可快速培养年轻医生的重症临床思维能力,实现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延续和统一。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CCM), the particular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critical clinical think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To grasp critical clinical thinking quickly and accurately is a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clinical training for young doctors. The CCM team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summarized the CITE(Case characteristic, Index, Target, Execute) mode of ward rounds. This mode integrated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clinical thinking into daily bedside rounds and tried to rapidly develop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clinical thinking of the young doctors and to achieve continuous and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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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其5年生存率仅为13%[1]。最新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在全球恶性肿瘤死亡构成比中,胰腺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接近1∶1,亦提示其预后极差[1-2],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胰腺癌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由于无典型临床表现且缺乏特异性早期诊断方法,超过80%的患者就诊时属于晚期,已错失手术治疗机会[3];其二是胰腺癌对传统化疗方案耐药率高,且缺乏有效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4-5]。除此之外,胰腺癌诊疗还面临诸多挑战,如胰腺实性占位性质的判断、囊性占位恶变情况的评估、已确诊胰腺癌手术指征和手术时机的把控、新辅助治疗后手术可行性评估等,严重制约了早诊早治的实现。
近年来,疑难复杂疾病多学科协作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MDT)模式在国内外逐渐兴起,其宗旨是以患者为中心,在循证医学指导下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有别于传统单一学科的诊疗模式,MDT可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并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从而为患者提供规范、全面、个体化和动态的诊疗策略,使其获得最长的生存时间、最佳的生活质量、最小的不良反应和最高的效价比[6]。对于胰腺占位性质待查的患者,MDT可进一步提升胰腺癌诊断率和手术切除率,并改善患者预后;对于已确诊胰腺癌的患者,MDT可制订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确保患者尽快得到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本文从我国胰腺癌MDT诊疗模式的起源、发展现状、存在不足展开论述,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MDT诊疗的建设提供参考。
1. 胰腺癌MDT的起源
疾病的MDT诊疗模式在国外已有约70年发展历史[7],经欧美国家不断推广和完善,如今可覆盖大多数的肿瘤患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MDT模式即被英国国家健康保健计划引入医学领域, 计划提出对于直肠癌患者的诊治需经组建肿瘤委员会提供临床决策意见后方可具体实施[8]。1995年在Calmen等牵头的癌症诊疗规范中提出,英国所有肿瘤患者均需经过由资深医师组成的MDT小组讨论后方可开展治疗,并将其推向立法的高度。2008年德国也通过国家癌症法进一步规范了肿瘤患者的MDT[8]。由此可见,包括胰腺癌在内肿瘤患者的MDT诊疗模式在欧美国家起步早、覆盖面广。据相关文献报道,肿瘤MDT模式在欧洲的覆盖率约为65%[9]。目前,包括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指南在内的多个权威指南均强调了MDT在胰腺癌诊治中的重要性[10-11]。
北京协和医院是国内最早开设胰腺疾病MDT的医疗机构。20世纪70年代,在曾宪九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协和医院组建了由基本外科、消化内科、放射科、病理科等科室组成的胰腺病诊治协作组,在国内开启了MDT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在既往胰腺病诊治协作组的基础上,北京协和医院整合多学科资源,对胰腺癌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和诊断,建立了胰腺癌诊治绿色通道,并优化、规范胰腺癌诊治流程,以提高诊治效率,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诊疗方案[12]。2010年5月11日,在赵玉沛院士的牵头下,北京协和医院胰腺疑难病会诊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旨在针对包括胰腺癌、胰腺炎、胰腺占位待查等胰腺疾病开展MDT。会诊中心由基本外科、肿瘤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放射科、核医学科、病理科、放疗科、超声科、麻醉科等科室的高年资专家组成,通过集体阅片讨论的方式,为患者制订个性化的综合诊疗方案,并定期追踪患者的转归与结局,以便及时调整诊疗策略,实现患者获益最大化。
2. 胰腺癌MDT协和模式的发展与优势
历经10余年经验积累和流程优化,目前北京协和医院已建立成为集疑难疾病诊治-教学-科研-成果转化为一体的胰腺疑难疾病MDT诊疗模式。在就诊流程上,奉行“医生多走一步,患者少走冤枉路”的宗旨,最大限度优化就诊流程,服务患者。以1例胰腺占位性质待查患者为例,就诊当天问诊医师完成患者的病史采集及会诊资料收集,记录患者现病史、既往史、既往检查与诊断、治疗情况、会诊目的等信息,并对关键检查结果进行扫描留档,以便后续随访及病历回顾。会诊现场首先由问诊医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简要汇报,阐述会诊目的。随后由放射科、超声科及核医学科专家对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进行深入解读,对病变部位及特征进行详尽描述,并给出专业性意见。基本外科专家协同影像科专家判断患者是否具有手术指征。若有手术指征,基本外科即可与患者沟通手术相关事宜;若无手术指征,由超声科及消化内科专家根据影像学资料评估穿刺的可行性,并同肿瘤内科及放疗科专家沟通后续放化疗方案及随诊策略,最后达成一致结论后将结果告知患者或家属。此外,患者及家属可根据自身需求及实际情况与在场专家进行诊治方案沟通,最终实现医患共同决策。达成一致意见后,若有门诊安排,MDT中心安排相应科室的专家与患者对接,若需进一步完善资料,MDT中心在征得患者同意后为患者开具相关检查。详细的会诊流程见图 1。
精细化和专科化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体现了现代医学的进步,但对于疑难复杂疾病而言,过度专业化将导致对临床疾病整体认识不足,而MDT诊疗可集合多学科优势,在患者诊疗过程中,快速、全面获得其他亚专业的意见和诊疗支持。研究显示,MDT诊疗可使胰腺癌患者平均确诊时间由29.5 d缩减至7.7 d,在显著提升诊疗效率的同时,可减少患者的医疗开支[13]。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截至目前,该胰腺疑难病会诊中心已为2737例患者明确了胰腺占位性质,其中41.41%被诊断为胰腺癌(图 2),并为其制定了规范化、标准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确诊的胰腺癌患者,MDT诊疗有助于胰腺癌分期的更精确评估、患者状态的更精确把握、手术指征的更精确识别,使更多的患者获得手术治疗机会,同时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14]。此外,该诊疗模式可促进各专科医生的交叉合作与优势互补,提升专科医师的诊疗水平,助力高素质复合型医学精英人才的培养。北京协和医院胰腺疑难病会诊中心数据显示,在明确诊断为胰腺癌的患者中,27.46%行手术治疗,62.69%因局部进展或远处转移而行新辅助放化疗,余9.85%予以胆道支架植入等治疗建议或仍需进一步评估(图 3),体现了个体化、精准化的诊疗理念。经过10余年发展和不断完善,会诊流程逐渐趋于规范化、制度化,不仅可实现胰腺癌患者的个体化诊疗,同时可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并设置每月1次的病历汇报,对重点病例的诊治过程进行全程回顾和经验总结,以进一步提升疑难复杂胰腺癌诊治水平。
MDT不仅可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还能服务于科研,从而获得优质的病例资源,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仍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在胰腺疑难病会诊的同时,现场有临床研究协调员的参与,若会诊患者符合条件,则与其沟通临床试验入组相关事宜,从而保证科学研究的高效开展。2020年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的一项纳入605例胰腺癌患者的多中心临床研究通过新的算法开发了相关分子标志物组合,评估其在胰腺癌患者手术治疗预后及新辅助化疗疗效预测中的作用,并在其他独立队列中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具有潜在的临床转化价值[15]。2022年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的6个诊疗中心共692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患者,结果显示早期引流管拔除在低中风险胰瘘患者中具有可靠性和安全性,为后续临床指南制定提供了有力依据[16]。2023年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团队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对454例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solid pseudopapillary neoplasm of the pancreas, SPN)病例进行了长期追踪和全面分析,发现局部切除与根治性切除的效果相当,并描绘了SPN的全基因组图谱,鉴定出CTNNB1、ATRNL1和MUC16等驱动型基因突变,为SPN的精准治疗奠定了基础[17]。
3. 我国胰腺癌MDT现状与挑战
MDT病情复杂,需基本外科、消化内科、肿瘤内科、麻醉科、病理科、检验科、放射科等多个科室的密切配合。为改善患者临床预后,开展MDT不仅具有必要性且具有迫切性。随着医学水平的提升、治疗理念的更新,借鉴北京协和医院成功经验,并基于实际发展现况,国内多个医学中心开设了胰腺癌MDT诊疗中心。但目前国内胰腺癌MDT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我国的MDT模式起步较晚,覆盖面窄,患者知晓率低。由于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相对不均衡,很多医院难以组织具有规模的MDT团队。一般情况下只有全国大型三级教学医院才开设胰腺疾病MDT门诊,使得胰腺癌MDT诊疗资源尤为紧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民众的疾病谱与欧美国家趋向一致,胰腺癌发生率显著升高[2],但胰腺疾病MDT诊疗资源的匮乏使得胰腺癌的诊治受到极大制约,进一步阻碍了胰腺癌的早期识别和个性化诊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其虽具备全国顶级的优质医疗资源,但对周边省市乃至全国患者的虹吸效应仍使得医院难以满足众多患者诊疗需求。尤其是对于胰腺癌而言,其疑难复杂程度高,对MDT团队成员的知识储备及专业素养要求严,漏诊、误诊所带来的影响重大。原则上每例疑诊或确诊为胰腺癌的患者均应进行MDT诊疗,共同制定诊治方案并贯彻始终。但由于医疗资源紧缺,且MDT需协调各亚专业专家的时间,导致仅部分疑难重症患者实现了MDT诊疗,未来仍需优化MDT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以进一步提升会诊中心运行效率。其次,目前的MDT模式缺乏相对完善的管理机制、质控体系及监督机制,不同中心的MDT模式各具自身特色和技术专长,对该新型诊疗模式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如诊疗流程、患者入选标准、参与讨论的科室与专家资质等,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胰腺癌MDT诊疗的高效开展。此外,部分医务人员及患者对MDT缺乏充分认知,以致积极性不高,亦阻碍了该诊疗模式的进一步推广。
4. 胰腺癌MDT未来展望
目前,我国大部分医院采用的传统分科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胰腺癌MDT诊疗的需求,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被逐渐推广。由高素质、高领导力的胰腺疾病领域复合型学科带头人牵头,成立固定的多学科团队,在医院人事架构下将多学科专家融为一个团体,实现胰腺癌患者全流程闭环管理,促进疾病诊疗专业化和整体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可促进医疗资源实现最佳配置和使用。在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标准化诊疗方案的同时,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医疗负担和临床医生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在胰腺癌基础及临床研究方面,MDT模式有望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在基础研究方面,MDT模式可促进对疑难复杂胰腺癌分子机制的深入探索。通过收集患者血液及穿刺标本,联合单细胞转录组学、空间转录组学、代谢组学、蛋白组学等技术,进一步描绘核酸、蛋白、代谢图谱,有助于筛选潜在的胰腺占位性质判断的生物学标志物。其次,在临床转化方面,胰腺癌MDT模式有助于第一时间将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于疑难复杂患者,以进一步提高诊治效率并推动临床试验的开展,如FAPI-PET/CT在胰腺癌诊断中的应用、多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手段对于放化疗反应不佳患者的疗效、血液及囊液生物标志物在胰腺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等。此种集疑难疾病诊治-科研-成果转化为一体的胰腺癌MDT模式将为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开展高质量基础与临床研究提供极大助力,从而为胰腺癌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新策略。此外,随着胰腺癌MDT的推广与普及,其社会经济效益也将得到凸显。该诊疗模式不仅可节约医疗资源,促进胰腺癌诊治流程更加科学、高效,为国家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且科研成果可为卫生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实现胰腺癌防治关口前移、靶向治疗新药的自主研发,从多级预防、科学管理等多个维度提升胰腺癌早期预警和防治水平。
随着诊疗理念的发展,胰腺癌MDT模式有望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国外成熟的MDT模式相比,我国MDT诊疗通常缺乏护理团队的参与。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高质量的护理可有效提升患者的诊疗满意度,并降低围术期并发症和化疗不良事件发生率[18]。因此,建议将护理团队纳入胰腺癌MDT诊疗体系中,如有必要还可引入分子诊断、心理干预和中医药治疗方面的专家。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国家医学中心的全面布局,目前全国各大医疗中心均已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学科及诊疗项目,其MDT模式亦各有所长,因此多中心胰腺癌MDT的可行性在逐步探索中。对于单中心无法完成疾病诊治的疑难胰腺癌患者,可依据患者实际情况,邀请多中心专家共同制订诊疗方案。
简而言之,MDT是根据患者需求,基于目前医疗现状衍生的医疗服务,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个体化、精准化的医疗理念,是现阶段胰腺癌诊疗的主要模式,是提高胰腺癌诊治效率、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该诊疗模式不仅惠及广大患者,而且对促进多学科融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医学人才、开展临床科研和丰富疑难罕见病例库具有重要意义。相信随着胰腺癌MDT模式的持续优化和推广,胰腺癌的早期诊断率和远期生存率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作者贡献:周元凯负责文章框架设计及撰写; 何怀武协助文章的起草和修订; 隆云负责文章的选题、框架设计、修订及终审。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1] 王锦权. 重症患者救治的临床思维特征[J]. 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 2017, 5: 42-45. Wang JQ. Clinical thinking in the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 Zhonghua Zhenduanxue Dianzi Zazhi, 2017, 5: 42-45. DOI: 10.3877/cma.j.issn.2095-655X.2017.01.012 [2] 何怀武, 刘大为, 隆云. 重症医学的十种临床思维[J]. 中华医学杂志, 2018, 98: 1121-1124.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8.15.001 [3] 隆云, 何怀武, 刘大为. 重症临床诊治思路教学模式探讨[J]. 基础医学与临床, 2018, 38: 141-144. Long Y, He HW, Liu DW.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in critical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Jichu Yixue Yu Linchuang, 2018, 38: 141-144. DOI: 10.3969/j.issn.1001-6325.2018.01.030 [4] 刘大为, 王小亭, 张宏民, 等. 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北京共识[J]. 中华内科杂志, 2015, 54: 248-271. DOI: 10.3760/cma.j.issn.0578-1426.2015.03.021 [5] 胡家昌, 张鼎, 杜江, 等. 危重病教学CBL评估体系的探索[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2, 11: 706-708.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2.07.014 [6] 彭艳, 王曦, 余应喜. PBL教学法在重症医学教学查房中的应用[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16, 8: 9-10. Peng Y, Wang X, Yu YX. Th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Rounds ICU[J]. Zhongguo Jixu Yixue Jiaoyu, 2016, 8: 9-1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XUY201626006.htm [7] 刘大为. 重症治疗: "目标"与"目的"[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5, 27: 1-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WK201109046.htm [8] 刘大为. 休克复苏: 流量指标的龙头效应[J]. 中华内科杂志, 2017, 56: 321-323. DOI: 10.3760/cma.j.issn.0578-1426.2017.05.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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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鑫,赵林岩,刘亮. 床旁教学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研究.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23(09): 132-135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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