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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动态循证指南的制订旨在使指南的推荐意见处于最新状态, 相较于标准指南, 快速动态循证指南可更好地利用现有证据, 并及时、快速地将证据应用及转化。因此, 本文从快速动态循证指南的优势、适用情况、制订流程和现存挑战等方面进行阐述, 并提出思考, 以期为国内指南制订机构和学者提供借鉴与参考。Abstract: The aims of developing rapid and living guidelines is to keep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guideline up-to-date.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uideline, the rapid and living guideline can make better use of the existing evidence and apply and transform the evidence in a timely mann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dvantages and usage of rapid and living guidelin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offers some insigh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omestic organizations and scholars engaged in guidelin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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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月青①(1906—1984),1934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②(八年制)医学专业,一开始从事内科学(传染病学)临床工作,后因机缘巧合重返北京协和医院从事麻醉专业,成为我国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专职麻醉医师的出现在中国麻醉专业学科化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马月青也对我国麻醉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在收集、整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麻醉学发展历程,介绍马月青学术成长经历及在麻醉学方面的主要成就。
① 马月青,曾用英文名MA Yueh-ch'ing(简写Ma YC),自1947年赴美后,常用英文名Dorothy Ma或Y. Dorothy Ma(简写Ma D或Ma DY)
② 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于1929年因北京城市名改为“北平”而改为“北平协和医学院”与“北平协和医院”,于1949年随城市名改回原名,本文为统一起见,均用“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称谓
1. 专职麻醉医师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背景
1.1 中国现代麻醉学的缘起
1847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伯驾(Peter Parker)将西方麻醉学引入中国。1848年,伯驾参照James Simpson编写的麻醉手册在中国使用氯仿麻醉。随后麻醉学迅速被引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20世纪中期,开放点滴式乙醚(open-drop ether)、开放点滴式氯仿(open-drop chloroform)、局部麻醉和脊髓麻醉陆续在国内用于手术麻醉。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The Wondrous Story of Anesthesia一书中提到,中国现代麻醉学正式起源于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1]。
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建院之初,麻醉管理归属于外科,由护士Helen Holland负责手术室麻醉工作并指导实习医师开展麻醉操作 [2]。由低年资实习医师协助麻醉护士施行麻醉,当时全身麻醉主要使用乙醚和氧化亚氮,氯仿也用于外伤患者,同时进行局部及区域麻醉[3]。
1.2 中国聘用专职麻醉医师的萌芽
1923年,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Adrian S.Taylor)在当年医院年度报告中提出增设专职麻醉医师的设想,强调了专职麻醉医师的重要性并指出:“目前,院内每一台手术都由一名实习医生作为兼职麻醉医师,在护士Helen Holland监督指导下开展麻醉。麻醉护士和实习医生实施麻醉,无法保证麻醉服务的专业度。随着外科手术量的增加,专职麻醉医师能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的麻醉服务,故增设一名专业的麻醉医师十分必要。”。同时,邰乐尔提出了医学生麻醉操作资格认证的教学计划,建议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在获得外科实习资格前,必须获得由外科主任批准的麻醉操作资格认证,获此资格后方可毕业[4]。这说明最迟在1923年北京协和医院就产生了类似聘用专职麻醉医师的想法。然而,这一想法并未付诸实施。
至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各类医院仍未出现专职麻醉医师,缺乏麻醉住院医师培训计划和麻醉学术团体,麻醉学专业教科书和麻醉学杂志同样匮乏[1]。当时的手术麻醉多由麻醉护士或内/外科低年资住院医师施行,包括当时欧美医师来中国行医,也多是在外科医师指导下由护士施行麻醉。彼时,中国麻醉学科建制化尚未开始,可见北京协和医院聘用专职麻醉医师的理念已经走在学界前列。
1.3 欧美国家麻醉学的发展
1860—1910年,欧美亦并未配置专职麻醉医师,当时主要是由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技术人员或者医学生兼职进行麻醉。例如,在英国和英联邦由内科医生进行麻醉,在美国由麻醉护士和内科医生负责麻醉,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兼职麻醉医师在外科医生的指导下操作麻醉。1910—1950年,欧美诸国的麻醉学发展迅速,并逐步引入专职麻醉医师。英国、美国和法国相继成立了麻醉学专业学会,Brit J Anesth杂志(1923年)、Anesthesiology杂志(1940年)和Anesth Analg杂志(1957年)等专科杂志相继问世;麻醉设备得到改进、麻醉药物也随之迭代,以适应临床麻醉可控性和安全性的要求[1]。欧美诸国麻醉学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中国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
The Wondrous Story of Anesthesia[1]和《当代麻醉学》[3]两本著作中均提及,马月青是北京协和医院自建院以来的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马月青最初并非主攻麻醉专业,得益于我国麻醉学的快速发展和北京协和医院手术科室的需求,马月青于1939年受聘并担任协和麻醉专科医师,从此一直致力于麻醉学事业。1942年日军侵占医院后,马月青先后赴上海和美国继续麻醉事业,后通过考试获得美国执业医师执照,在路易斯维尔市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担任麻醉医师直至退休。
2.1 马月青的生平
马月青1906年11月9日出生于上海,1918—1926年就读于上海晏摩氏女校③,1926—1927年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后于沪江大学完成预科教育[5]。
③ 上海晏摩氏女校,今上海北郊中学,校址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延长路,晏摩氏女校与中西女校、圣玛利亚女校合称“三大教会贵族女校”
马月青完成预科教育后顺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33年7月1日至1934年6月30日,她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实习医师,研究方向为肺结核[6]。1934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7]。
马月青一生坎坷,她毕业后结婚并生育了2个女儿,丈夫身患肺结核,大女儿体弱多病,小女儿有智力障碍。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马月青一边照顾丈夫和女儿,一边在香山疗养院任职。1934—1935年,她在香山疗养院④担任内科住院医师,主要研究肺结核疗养治疗。1936—1937年,曾担任香山疗养院院长。丈夫因肺结核逝世后,马月青回到上海并在广仁医院(St.Elizabeth's Hospital)就职,直至1938年12月。
④ 香山疗养院(Hsiangshan Sanatorium),原为红十字会创建的医院,1933年方颐积改建为结核疗养院,陈瑞慈、马月青先后任主治医师,裘祖源定期前去会诊
1939—1940年,北京协和医院聘任马月青担任助理麻醉医师(Assistant Anesthetist),期间其协助Helen Holland开展麻醉工作。1940年7月1日起,马月青被聘为麻醉医师,独立主管医院手术室麻醉工作[8],直至1942年医院被日军侵占被迫关闭。1940年,马月青的大女儿夭折,尽管大女儿的离世给她带来了沉重打击,但马月青仍然凭借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协和外科的认可[9]。期间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斯(H.H.Loucks)向医院推荐聘任马月青同时担任麻醉学讲师(Instructor in Anesthesia)和麻醉医师(Anesthetist)。娄克斯在推荐信中提到,“自1940年7月Helen Holland退休后,马月青独立主管医院手术室麻醉工作,期间开展大量麻醉教学和指导工作……马月青能够胜任麻醉学讲师的职位”[10]。
北京协和医院原计划于1942年夏季派马月青前往美国学习,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取消出国留学计划[11]。1942年1月,医院被迫关停,马月青就此离开了协和,1942—1943年期间曾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担任教授一职。
1943年,马月青从北京回到上海,原计划前往重庆任教,但并未如愿。1943—1945年,迫于当时上海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马月青并未在医院就职而是以私人开业的形式独立从事麻醉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上海医学院⑤从重庆迁回上海,马月青于1947—1948年在国立上海医学院担任副教授并负责主持附属中山医院的麻醉工作。
⑤ 国立上海医学院(Nation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家拨款派遣优秀医生到北美进行麻醉培训,学习先进的麻醉学专业知识以带动中国麻醉学发展[1]。1946年冬,马月青通过考试并获得前往美国留学的机会。在娄克斯和Agnes Pearce (北京协和医学院代校长Richard Pearce的女儿)的强烈推荐和热心帮助下,1947年,马月青被哥伦比亚大学的长老会医院(Presbyterian Hospital)聘任为助理麻醉医师,聘期2年[12]。1948年,马月青离开了年仅10岁的小女儿,只身一人前往美国长老会医院,在Virginia Apgar⑥指导下学习和工作。
⑥ Virginia Apgar,美国麻醉医师,麻醉学领先学者,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麻醉科主任,在1953年首先提出Apgar评分,用于快速识别需要呼吸支持或其他复苏措施的婴儿
1949年,马月青不幸罹患肺结核,于当年康复后返岗并继续在长老会医院工作。在长老会医院工作期间,马月青参与了10余次胸腔内手术以及长老会医院开展的大部分心脏手术的麻醉[13]。
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后,马月青在Bushwick Hospital工作。1952年,马月青在Bushwick Hospital担任主治麻醉医师(Chief Anesthetist),同年被Presbyterian Hospital聘为麻醉讲师和主治麻醉医师。此后,马月青在美国申请了肯塔基州的行医执照,并于1956年被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聘用。马月青是第一个获得美国行医执照的协和毕业生[14]。
马月青在美国麻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工作能力得到认可。20世纪60年代,马月青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担任麻醉科主任,同时在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School of Medicine)担任麻醉学系讲师。尽管马月青在专业上得到了认可并有了稳定工作,但却因美国联邦法律明令禁止智力障碍的移民入境美国,马月青与她在香港的小女儿分别长达14年。1984年5月18日,马月青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逝世。
2.2 马月青成为中国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的契机
根据北京协和医院年度报告,自1936年起,协和外科住院患者总数、手术量和手术难度持续增加[15]。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残酷的战争,医院收治了大批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其中包括167名身负严重枪伤的难民,这对当时的外科提出了更高要求[16]。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胃肠手术量达到历史巅峰,神经科、骨科手术量大幅增加,而在肿瘤手术领域,外科先后开展了27例针对恶性乳腺肿瘤的乳房全切手术[17]。
在外科手术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时,麻醉难度也相应增加,低年资实习医师协助麻醉护士施行麻醉已无法满足复杂外科手术的麻醉要求。同时,北京协和医院主管麻醉工作的护士Helen Holland将于1940年退休,因此医院计划引入专职麻醉医师。1938年,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斯向院长王锡炽推荐由马月青担任专职麻醉医师。娄克斯在推荐信中给予了马月青高度认可:“马月青充分展示了她的医学专业能力、创造力、稳定性和勤奋,她能够胜任麻醉医师的工作。同时,她具备麻醉医师需要具备的灵活性和合作能力”[18]。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45年)期间,有约1000万男性应征入伍,导致男性医学生数量短缺,这为女性提供了接受医学教育和从事医疗工作的机会。由于当时女性很难在外科领域获得成就,因此麻醉专业吸引了大批女性医师加入[1]。在大批女性医生加入麻醉专业的时代大背景、协和对麻醉专职医师的需求以及娄克斯向院长极力推荐等综合因素推动下,马月青于1939年1月受聘于北京协和医院担任助理麻醉医师[19]。而这一时刻也标志着中国有了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
1939年1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马月青协助Helen Holland开展麻醉工作,并由Helen Holland对马月青进行麻醉学专业知识及相关操作的培训[20-21]。1940年7月1日起,马月青被聘为麻醉医师(Anesthetist),独立主管医院手术麻醉工作[8],直至1942年北京协和医院被日军侵占而被迫关闭。
3. 马月青的主要成就
3.1 临床工作
20世纪30年代末,北京协和医院配备了先进的麻醉设备开展麻醉工作,如Heidbrink麻醉机(Heidbrink anesthesia machine)和McKesson间歇性流动麻醉机(McKesson intermittent flow anesthesia apparatus)等[1]。马月青对这些先进设备的掌握极为熟练,并很快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众多临床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胸腔手术的麻醉工作。马月青在中国参与了100余例胸腔内手术麻醉操作,其中肺癌、肺脓肿、支气管扩张、肺结节、肺放线菌病、支气管胸膜皮瘘的全肺、肺叶和肺节段切除术约占60%。
食管癌手术在当时颇具挑战性,1940年以前在中国尚未有成功案例,该手术的麻醉操作也极具挑战性。当时北京地区收治的中国食管癌患者较多。1940年4月26日,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的吴英恺在娄克斯的指导下带领手术团队为1例58岁的男性食管癌患者成功实施了经胸食管癌切除术及胸内食管胃弓下吻合术,第一助手由外科总住院医师范乐成担任,马月青负责麻醉[22]。患者在术后第3周顺利出院,这是国内首次报道的食管手术,仅比西方同类手术报道晚了2年[23]。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当年两代外科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当时协和先进的麻醉方法以及抗休克、抗感染治疗等综合医疗技术的支持。自第一例食管癌手术成功后,1940—1941年期间,马月青为吴英恺进行了12例该类手术的麻醉。
3.2 学科建设
20世纪40年代,麻醉学作为一门临床学科从基本麻醉工作开始重建。马月青作为当时难得的一名专职麻醉医师同其他医生、学生、护士、修女和技术人员一起积极推动麻醉学的医疗、教学、研究和科普工作,麻醉学也开始从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向外省市传播[1]。1946年11月,马月青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论文“麻醉术发明百年念纪”,以麻醉术发明一百周年为契机,介绍了自1846年美国人William T.G.Morton在麻省总医院成功应用乙醚吸入法进行外科手术麻醉至1946年国内外麻醉学在麻醉剂、麻醉术和麻醉器械方面的历史及发展历程,阐述了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的区别和具体操作,强调了麻醉术运用得当与手术顺利的密切关系[24]。
在美国初期,马月青将英文版本的麻醉学专业书籍翻译成中文,努力推广国际先进的麻醉学知识,便于麻醉学知识在中国传播,这一做法得到了娄克斯的称赞和鼓励[25]。
1947年,马月青翻译了Schwartz和Rosenblum关于麻醉患者管理[26]的论文,强调了麻醉期间和麻醉后处置与外科手术的重要关系,分析了麻醉期间和麻醉后因疏忽导致的肌肉、韧带、神经和血管等方面的并发症,强调了临床麻醉医师应接受专业训练、熟悉各种手术、负责保护患者、避免意外损伤。该篇译文发表于《上医月刊》[27],在国内传播先进的麻醉学理念知识和实践经验。同年,马月青翻译了Hamilton Bailey关于临床麻醉时抢救危急重症患者的论文,将全麻患者忽然停止呼吸的病情分为两类:紫窒息(病在呼吸)和白窒息(病在心脏),并介绍了全麻患者恢复呼吸和心跳的临床救治操作方法[28-29],对当时的麻醉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3.3 科研工作
除翻译重要麻醉学论文外,马月青还努力在艰苦条件下开展科研工作。1933年,马月青与George Montelius(1929—1932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和John F.McIntosh(1928—1932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教授)合作,进行牙釉质白垩斑和棕色染色的化学研究,确认了牙釉质白垩斑和棕色染色并非来自血红蛋白。这一研究为日后氟斑牙的研究提供了参考[30]。
马月青还曾积极开展动物实验研究。1938年,马月青与童村(北京协和医学院1934届毕业生)在Proc Soc Exp Biol Med杂志发表论文,通过锥虫感染的动物对照研究,揭示原生动物感染后的急性期可引起实验动物贫血及出血事件,并促进了高脂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的发生。但当实验动物存活3~4周后,其血脂水平基本恢复稳定,该研究为日后被原生动物感染后的患者血脂水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31]。
1948年3月,马月青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论文“脊髓麻醉与血压”。当时医师普遍认为脊髓麻醉必然会引起血压降低,并通常在麻醉操作中注射增强血压剂——麻黄素以避免休克,同时视血压较低的患者为脊髓麻醉术的禁忌。马月青根据临床观察发现血压较低的患者在脊髓麻醉手术中,血压变化不大;而血压较高的患者,在注射麻黄素后,血压仍然快速下降。马月青通过纳入353例患者的临床试验,揭示了脊髓麻醉和血压的关系,提出血压高者应避免施行脊髓麻醉、正常血压者施用脊髓麻醉时可不用麻黄素的结论,并提出在脊髓麻醉中患者血压剧烈下降时使用麻黄素和肾上腺素等有效增加血压的临床操作方法[32],从而为临床麻醉工作的改进提供了有效参考。
马月青在赴美深造及执业期间还积极参与了部分麻醉学临床研究。20世纪50年代,马月青与Duncan A.Holaday及Emanuel.M.Papper合作开展了关于呼吸抑制对麻醉患者酸碱平衡直接影响的研究。该研究观察了25例患者采用一氧化二氮、环丙烷、乙烯、硫喷妥和/或区域阻滞麻醉前后的酸碱平衡变化及时间进程,发现18例患者在麻醉期间二氧化碳张力升高至1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更高,出现呼吸性酸中毒并伴有代谢性酸中毒,且代谢性酸中毒与二氧化碳滞留程度呈正比,这些变化在终止麻醉后迅速消退。研究得出结论,麻醉呼吸抑制引起的二氧化碳张力升高,其即时反应是代谢性酸中毒。该论文于1957年发表于J Clin Invest杂志[33]。
马月青在潜心研究麻醉过程中酸碱平衡变化规律的同时,还深入研究心血管手术过程中的循环变化[13]。1960年,马月青与Robert P.Bergner合作开展脊髓麻醉中异丙嗪对循环影响的临床研究,并在Anesth Analg杂志发表了534例患者采用脊髓麻醉期间异丙嗪循环作用的对照试验[34],证实了异丙嗪使用的安全性。该项研究弥补了临床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中低血压是外科医生和麻醉医师面临的难题之一,同时肾功能是否受到系统性循环的影响当时仍是未解之谜,故马月青通过动物对照实验,采用Kay Cross旋转盘氧合器进行体外循环时,观察犬肾脏循环灌注的动态变化。实验揭示在体外循环期间,肾小球滤过率或肾血浆流量的变化仍属正常范围,对肾脏无有害影响。该研究于1961年发表于Anesthesiology杂志[35],该研究明确了体外循环对肾脏的影响,为该领域临床研究提供了证据基础,并经后人通过临床试验加以证实[36]。
3.4 科普工作
除专业工作外,马月青积极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1929年,马月青在预科期间翻译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康普顿效应”的发明者、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rthur H.Compton发表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What Things Are Made of?”一文,译文“万物之构造”于1929年发表在《科学丛刊》,向大众科普了物质构成的物理学原理[37]。
马月青在上海期间积极参与推进妇女提高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社会工作及健康科普,广受好评和欢迎。1946年,马月青在《妇女(上海1945)》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儿童游戏和玩具的分类及重要性,为广大女性读者提供培养子女的参考。1949年,马月青受邀主持上海《妇女(上海1945)》月刊“医药问答”栏目,采用读者提问和医师答复的形式解答关于常见妇科疾病的问题,为女性读者提供健康咨询[12, 38]。
4. 结语
马月青生活于一个麻醉学快速发展的时代,并机缘巧合成为中国第一位专职麻醉医师。她为中国的早期麻醉事业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促进了先进麻醉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贡献不可磨灭。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行医期间,她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同行广为认可的麻醉专科执业医师,在临床工作中开展的研究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麻醉学科的临床水平。
作者贡献:田晨负责查阅文献资料、起草和修订论文;杨秋玉、孙铭谣和刘杰负责查阅、整理文献资料及修订初稿;田金徽、陈耀龙和杨克虎负责论文构思和写作指导;葛龙负责论文构思、写作指导、论文修订及审核。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表 1 常见指南类型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mon guideline types
类别 标准指南[1-2] 动态指南[6-7] BMJ快速推荐[5] 快速建议指南[4] 更新指南[10] 定义 针对临床问题,基于系统评价的证据,在比较不同干预措施利弊的基础上,形成的旨在为患者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推荐意见 当存在新证据时,通过更新单条推荐意见,优化指南制订流程,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和可信的推荐意见 针对某一具体临床问题,基于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最新证据,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快速制作系统评价和形成可靠的推荐意见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1~3个月内以循证指南的形式提供全面及时的指导。若事件持续6个月以上,可转换使用动态指南或标准指南 随着证据的不断更新或外界环境的改变,指南中的推荐意见可能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状态,因此需对指南进行定期更新以保持有效性 工作机制 完成制订后,更新周期长、频率低 定期检索、评价及合成新的证据,定期更新推荐意见,形成动态更新的指南 通过团队之间紧密协作,实时监测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新证据发表,招募高级系统评价员快速制作高质量系统评价,组建国际顶级专家快速形成推荐意见,并在BMJ期刊发表与传播 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完成系统评价制作和指南制订。快速建议指南开始制订后,工作组需确定指南有效期,并考虑后期是否以及何时完善为标准指南 对已发布指南中的推荐意见进行全部或部分更新,并对下次更新的时间、标准进行预定义 制订流程 ①确定指南主题;②撰写计划书并注册;③成立指南工作组;④管理利益冲突;⑤检索问题调研、遴选与确定;⑥进行系统评价;⑦形成推荐意见决策表;⑧推荐意见共识与决定;⑨撰写报告;⑩外审、发布与传播 ①确定指南主题;②成立动态指南工作组;③确定临床问题重要性;④制订动态系统评价;⑤制作动态汇总表;⑥推荐意见共识与确定;⑦撰写动态指南;⑧进行动态评审;⑨动态发表与传播;⑩进行动态预算 ①监测和查找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证据;②执行主席启动工作流程,指南小组同意研究方案(第7天);③独立于指南小组的研究团队开展对应的系统评价(第45天);④使用MAGIC App(making GRADE the irresistible choice)制作快速推荐并起草临床指南(第60天);⑤快速推荐+系统评价提交同行评审(第60天);⑥快速推荐和系统评价在全球传播(第90天) ①限定快速建议指南的范围并确定关键问题;②注册与撰写计划书;③快速组建指南制订小组并邀请有代表性的成员;④提出问题并评估结果的重要性;⑤快速检索文献并综合证据;⑥评估证据并起草快速建议指南;⑦举行专家小组会议;⑧确定最终版快速建议指南;⑨送审和发布 ①组建指南更新项目组;②撰写指南更新计划书;③评估更新的必要性;④原有推荐意见的更新/新的临床问题的确定;⑤证据筛选与综合;⑥证据质量的评价;⑦推荐意见的共识;⑧指南的报告和外审;⑨指南的发布与推广 制订周期 6个月~2年 指南制订小组视情况而定 90 d 1~3个月,不超过6个月 6个月~2年 制订团队 完成指南制订后,团队不一定长期存在 团队相对稳定、人员可动态增减,指南团队人员参与度更高 核心团队成员稳定,基于不同指南主题增加相关领域权威专家 完成指南制订后,团队不一定长期存在 完成指南更新后,团队不一定长期存在 出版方式 静态报告 动态、持续、在线的推荐意见;快速、频繁更新 基于新证据改变临床实践的可能性,将进行动态持续更新 静态报告 静态报告 传播方式 指南制订机构网站、期刊发表、纸质版本等 指南制订机构网站、期刊发表、在线教科书等 MAGIC App、BMJ期刊 指南制订机构网站、期刊发表等 指南制订机构网站、期刊发表、纸质版本等 案例 《5岁以下儿童身体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指南》[11]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指南》[12] 《经导管或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用于低至中等手术风险的重度、有症状的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临床实践指南》[13]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建议指南》[14] 《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转化指南》[15] 要素 相关考虑因素 方法 决策优先级 目前日常实践中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该主题对决策是否非常重要?
目前是否有指南或指南是否过时?
是否有新的相关问题产生?
在指南涵盖的所有人群中,是否存在潜在
优先的公平敏感问题?通过与政策制定者沟通、讨论以确定指南主题;不适用于快速动态方法的主题,可采用其他方式制订 现有证据的数量和质量 新证据是否可能改变当前推荐强度或推荐方向?
当前的证据是否能够解决临床问题?
证据基础涵盖的人群是否具有多样性?明确哪些推荐意见通过共识获得或弱推荐;明确哪些推荐意见来源于间接证据,证据确信度低或证据基础存在偏倚;明确哪些领域尚无指南但决策优先级高 新证据产生的速度 是否有正在注册或进行中的研究回答当前问题?
新证据是否可能改变推荐意见?
哪些特征的研究可显著改变当前的证据基础?检索尚在注册中的试验;检索新研究证据;追踪尚在进行相应主题试验的小组;明确先前更新推荐意见的频率 表 3 关键问题优先级排序、修改及退出动态更新的方法[20]
Table 3 Methods for prioritizing, modifying and exiting dynamic updates of key issues[20]
要素 考虑因素 方法 解决关键问题所需资源 有多少资源来回答和维持关键问题? 明确指南制订工作组人员数量和专业技能、资金来源以及可持续性;与其他组织/工作组协作;酌情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 关键问题优先级排序 高、中、低优先级的关键问题分别有哪些? 对于关键问题调研及结果的确定,可通过临床专家及与主题相关的专家讨论或投票等共识方法、名义小组法或德尔菲法确定 关键问题时效性排序 预计何时可获得正在开展的研究结果? 制作证据图谱,包括证据基础的预计更新频率、类型或样本量,以及对时间表和未来工作的规划;考虑哪些工作适合优先做 优先级的修改 优先级应以何种频率进行修改? 预定义修改优先级的时间节点;通过其他组织的指南帮助明确优先领域;当无其他紧迫任务时,开始优先级较低的积压工作 优先级的表达 如何将优先级传达给指南使用者?
如何使指南使用者了解关键问题优先级?向用户提供已确定但未纳入的研究以提高透明度;确定优先级的过程应在指南方法学部分说明;每个关键问题标明其优先级,对应优先级的含义在方法学部分进行解释 关键问题退出动态模式 退出动态模式的关键问题是否仍会再次成为关键问题?
退出动态模式的问题是否仍再次被检索?退出动态模式的关键问题可制订为循证实践要览[21]或根据现有指南进行改编;仍被检索的关键问题可能在未来被重新明确优先级 -
[1]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we can trust[M]. 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1.
[2] 林夏, 杨克虎, 陈耀龙, 等. 中国临床实践指南的现状与思考[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7, 17(5): 497-500. Lin X, Yang K H, Chen Y L,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thoughts[J]. Chin J Evid Based Med, 2017, 17(5): 497-500.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andbook for guideline development[M]. 2nd e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4] Garritty C M, Norris S L, Moher D. Developing WHO rapid advice guidelines in the setting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J]. J Clin Epidemiol, 2017, 82: 47-60. DOI: 10.1016/j.jclinepi.2016.08.010
[5] Siemieniuk R A, Agoritsas T, Macdonald H, et al. Introduction to BMJ rapid recommendations[J]. BMJ, 2016, 354: i5191.
[6] Akl E A, Meerpohl J J, Elliott J, et al.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s: 4. Living guideline recommendations[J]. J Clin Epidemiol, 2017, 91: 47-53. DOI: 10.1016/j.jclinepi.2017.08.009
[7] 张迁, 王琪, 后亮瑛, 等. 动态指南制订方法及案例介绍[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1, 21(4): 491-496. Zhang Q, Wang Q, Hou L Y,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cases of living guidelines[J]. Chin J Evid Based Med, 2021, 21(4): 491-496.
[8] Norris SL. Current definitions of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s and living guidelines need to change[J]. J Evid Based Med, 2022, 15(2): 75-76. DOI: 10.1111/jebm.12478
[9] El Mikati I K, Khabsa J, Harb T, et al.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ving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 care[J]. Ann Intern Med, 2022, 175(8): 1154-1160. DOI: 10.7326/M22-0514
[10] Vernooij R W M, Sanabria A J, Solà I, et al. Guidance for updating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handbooks[J]. Implement Sci, 2014, 9: 3. DOI: 10.1186/1748-5908-9-3
[11] Bull F C, Al-Ansari S S, Biddle S, et a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J]. Br J Sports Med, 2020, 54(24): 1451-1462. DOI: 10.1136/bjsports-2020-102955
[12] Agarwal A, Hunt B, Stegemann M, et al. A living WHO guideline on drugs for covid-19[J]. BMJ, 2020, 370: m3379.
[13] Vandvik P O, Otto C M, Siemieniuk R A, et al. Transcatheter or 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symptomatic, aortic stenosis at low to intermediate surgical risk: 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J]. BMJ, 2016, 354: i5085.
[14] Jin Y H, Cai L, Cheng Z S, et al. A rapid advice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ed pneumonia (standard version)[J]. Mil Med Res, 2020, 7(1): 4.
[15] Lovell-Badge R, Anthony E, Barker R A, et al. ISSCR guidelines for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the 2021 update[J]. Stem Cell Reports, 2021, 16(6): 1398-1408. DOI: 10.1016/j.stemcr.2021.05.012
[16] 赖鸿皓, 王浙, 李滢, 等. 中医药多元证据整合方法学MERGE框架[J]. 协和医学杂志, 2024, 15(1): 172-182. Lai H H, Wang Z, Li Y, et al. Multi-evidence Integration Methodolog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MERGE Framework[J]. Med J PUMCH, 2024, 15(1): 172-182.
[17] 陈耀龙, 杨克虎, 王小钦, 等. 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J]. 中华医学杂志, 2022, 102(10): 697-703. Chen Y L, Yang K H, Wang X Q, et al. Guiding principles for formulating/revising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in China (2022 Edition)[J]. Natl Med J Chin, 2022, 102(10): 697-703.
[18] Alonso-Coello P, Martínez García L, Carrasco J M, et al. The updating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sigh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urvey[J]. Implement Sci, 2011, 6: 107. DOI: 10.1186/1748-5908-6-107
[19] Elliott J H, Synnot A, Turner T, et al. Living systematic review: 1. Introduction-the why, what, when, and how[J]. J Clin Epidemiol, 2017, 91: 23-30. DOI: 10.1016/j.jclinepi.2017.08.010
[20] Cheyne S, Fraile Navarro D, Buttery A K, et al. Methods for living guidelines: early guidance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Paper 3: selecting and prioritizing questions for living guidelines[J]. J Clin Epidemiol, 2023, 155: 73-83. DOI: 10.1016/j.jclinepi.2022.12.021
[21] 田晨, 孙铭谣, 李颖, 等. 快速动态循证要览制订方法与流程[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3, 23(4): 450-456. Tian C, Sun M Y, Li Y, et al. Rapid, living evidence-based points: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J]. Chin J Evid Based Med, 2023, 23(4): 450-456.
[22] Guyatt G, Oxman A D, Akl E A, et al. GRADE guidelines: 1. Introduction-GRADE evidence profiles and summary of findings tables[J]. J Clin Epidemiol, 2011, 64(4): 383-394. DOI: 10.1016/j.jclinepi.2010.04.026
[23] Santesso N, Glenton C, Dahm P, et al. GRADE guidelines 26: informative statements to communicate the findings of systematic reviews of interventions[J]. J Clin Epidemiol, 2020, 119: 126-135. DOI: 10.1016/j.jclinepi.2019.10.014
[24] Fraile Navarro D, Cheyne S, Hill K, et al. Methods for living guidelines: early guidance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Paper 5: decisions on methods for evidence synthesis and recommendation development for living guidelines[J]. J Clin Epidemiol, 2023, 155: 118-128. DOI: 10.1016/j.jclinepi.2022.12.022
[25] Cheyne S, Fraile Navarro D, Hill K, et al. Methods for living guidelines: early guidance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Paper 1: Introduction[J]. J Clin Epidemiol, 2023, 155: 84-96. DOI: 10.1016/j.jclinepi.2022.12.024
[26] Hanson K E, Caliendo A M, Arias C A, et al.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guidelines on the diagnosis of COVID-19: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ing[J/OL]. [2023-06-02]. https://doi.org/10.1093/cid/ciab048.
[27] Hanson K E, Altayar O, Caliendo A M, et al.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guidelines on the diagnosis of COVID-19: antigen testing[J/OL]. [2023-06-02]. https://doi.org/10.1093/cid/ciab557.
[28] Hanson K E, Caliendo A M, Arias C A, et al.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guidelines on the diagnosis of COVID-19: serologic testing[J/OL]. [2023-06-02]. https://doi.org/10.1093/cid/ciaa1343.
[29] McDonald S, Sharp S, Morgan R L, et al. Methods for living guidelines: early guidance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Paper 4: 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living guidelines[J]. J Clin Epidemiol, 2023, 155: 108-117. DOI: 10.1016/j.jclinepi.2022.12.023
[3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ridging the "know-do" gap: meeting on knowledge translation in global health : WHO/EIP/KMS/2006.2[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31] Weissbach L. Which components should living guidelines contain?[J]. Urologe A, 2012, 51(1): 57-59. DOI: 10.1007/s00120-011-2714-4
[32] Qaseem A, Yost J, Forciea M A,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living, rapid practice points: summary of methods from the scientific medical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J]. Ann Intern Med, 2021, 174(8): 1126-1132. DOI: 10.7326/M20-7641
[3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rapeutics and COVID-19: living guideline, 13 January 2023: WHO/2019-nCoV/therapeutics/2023.1[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34] Pielenz C, Schneider M, Salveridou-Hof E, et al. From conventional to living guidelines-faster updates for better informed guidance? A scoping review[J]. Z Evid Fortbild Qual Gesundhwes, 2022, 174: 20-31.
-
期刊类型引用(6)
1. 高一城,于子津,曹蕊,刘芷含,方锐,李媛媛,邓迎杰,向文远,费宇彤. 实证研究在临床实践指南制订中的思考及方法学建议. 中国全科医学. 2025(04): 402-406 . 百度学术
2. 田晨,刘雅菲,卢婷婷,薛建军,孙鑫,史楠楠,梁宁,刘杰,靳英辉,方磊,魏戌,陆丽明,刘新灿,吴大嵘,商洪才,杨克虎,葛龙. 中西医结合快速推荐指南技术与方法.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5(04): 389-396 . 百度学术
3. 田晨,晏毅龙,王勇,童博,田金徽,葛龙. 证据智能合成与分级:AutoMeta平台开发与验证.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4(04): 459-465 . 百度学术
4. 黄嘉杰,赖鸿皓,刘佳宁,赵威龙,孙铭谣,叶紫莹,李颖,潘蓓,田金徽,栗梦婷,葛龙. 网状Meta分析证据确信度分级与结果解读:方法与案例.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4(10): 1231-1240 . 百度学术
5. 刘芳绮,刘孟宇,郑丹平,李安,陈雪,张格知,卫东锋,杨伟,柏伟宣,李勇. 基于AGREE-HS评价的应急卫生系统指南可实施性特点.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4(24): 250-256 . 百度学术
6. 李苗苗,王文雅,李雅婧,赵晖,廖星. 中医药快速综述实施报告规范的制定与条目清单. 中国中药杂志. 2024(21): 5951-5957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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