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osmopolitan Orientations and Cultural Stand in Nabokov's Literary Works

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纳博科夫的创作自成一家，不仅因为他颇具实验性的小说形式，还在于其多元并存的价值取向，这使得纳博科夫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范式。对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来说，“一个曾经的俄国人、一个现在的美国人”，这种自我描述不仅意味着地理区域和民族群体的划分，而且包含着对不同文化体系的潜在区分，因为个体的人对其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总是受到其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的制约。因此，纳博科夫的创作天然带有两种并置的话语体系：民族性的和世界性的。一方面作家试图从多元文化碰撞中寻求一种延续自身文化的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建构独树一帜的个体意志，二者在纳博科夫身上达成了互补的一致。这种文化同存思维使纳博科夫富有预见性地意识到文学的世界性场域——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认同的世界主义。

具体到纳博科夫的世界主义理念，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超然的民族文化立场；二是对人类共同精神困境的描述；三是对理想存在空间的探索。纵观纳博科夫的整个创作生涯，这种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和文化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纳博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德米特里·尼克拉耶维奇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父亲弗·德·纳博科夫则是一位亲英的自由主义人士，思想开明，他放弃了在政界任职的家族传统，以政治家、法学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俄国立宪民主斗争运动。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纳博科夫通过阅读大量文学经典和出国旅行来了解世界。他从小学习法文和英文，并在能够阅读俄文之前就学会了阅读英文，这为他后来的流亡生涯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和文学基础。与此同时，纳博科夫从疼爱他的父亲那里还传承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坚定理想。这样的家庭背景使纳博科夫学会了独立思考，并用一种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文化差异。

另一方面，受到自身流亡经历和俄国政治斗争的影响，纳博科夫始终强调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表现为对个体意志和精神自由的推崇，以及对强权、秩序、道德、规则的本能厌恶。对此，纳博科夫曾说：“我从不属于任何政党，始终厌恶和鄙视独裁和警察国家，以及任何形式的压迫。这还包括思想管制、政府审查、种族或宗教迫害，如此种种。”^[2]40为此，纳博科夫在一系列小说诸如《绝望》《斩首之邀》《云影、湖光、古堡》《普宁》中，致力于展示个体试图保有自我意志的困境以及集体对个体精神的侵犯与扼杀。这样，从人的本质出发而不是从人被赋予的外在社会身份出发，就成了纳博科夫进行文学创作的主旨。

再来谈本文所涉及的世界主义理念。在究竟何为世界主义的问题上，尽管当代西方学界仍未达成一致理解，但并不妨碍世界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3]。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的世界主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期的犬儒派和斯多葛学派——拒绝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特定城邦的最早的“世界公民”观念，他们更追求人类和世界的普遍价值而非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因此早期的世界主义也可以概括为一种对形而上的“想象的人类共同体”的向往。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提出了世界主义的道德和法律构想，为当今许多世界主义研究者的主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世界主义真正脱离哲学假想和论争层面进入到现实实践，是在19世纪资本海外扩张的时期，经济和政治的殖民扩张使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的重现成为必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它也为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创作和流通带来了新的秩序，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种种构想便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的“世界性”特征，并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描述未来必然出现的突破民族局限性的世界文学。特别是随着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主义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时代特征而再度兴起。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现象为世界主义提供了再度兴起的必要土壤，而世界主义则反过来为全球化的出现提供了一种理论话语”^[4]。

当代众多学者皆从自身学科出发对古老的世界主义观念进行阐释。如托马斯·博格 (Thomas Pogge) 在《世界贫困与人权：世界公民的责任与变革》中，归纳出当代世界主义的三个基本理念：一是“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是个体”；二是“平等的价值地位应该得到每个人的承认”；三是“地位平等和相互认可需要个人权利得到公平对待”^[5]。这种人文主义立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从而成为世界主义的权威界定。王宁教授也对世界主义不同形式的建构进行过总结，归纳为十种类型：(1) 作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形式的世界主义；(2) 作为一种追求道德正义的世界主义；(3) 作为一种普世人文关怀的世界主义；(4) 作为一种以四海为家、甚至处于流散状态的世界主义；(5) 作为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6) 作为一种追求全人类幸福和世界大同境界的世界主义；(7) 作为一种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世界主义；(8) 作为一种实现全球治理的世界主义；(9) 作为一种艺术和审美追求的世界主义；(10) 作为一种可据以评价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批评视角^[6]。当代学界对世界主义的这些描述，与纳博科夫作品文化内涵中的“世界性”倾向不谋而合。从这一点看，纳博科夫饱受争议的小说题材和文本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产物和载体，显示了超前的文学想象力和敏锐的文化嗅觉。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世界主义不但包含原有的世界主义乌托邦式文学理想，更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价值体系。世界主义的创作理念并非是要作家抹去原有的地域、国家、种族甚至意识形态的思想烙印，而是要从更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中提取创作的要素和思想。具体到纳博科夫的作品，则可以理解为对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追求。换言之，纳博科夫在对人类、对世界的思考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本来归属和连带责任。这种归属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去面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自觉行为，是人对于世界而非单一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它揭示的是普遍的人性和生存状态，关乎现代乃至未来的人类群体。同时，这一身份归属也给纳博科夫带来了特殊的责任，这是因为他的语言天赋和博学多才赋予他一种可观的创作能力，使他能够找到一条通往世界的人文主义观念之路，从而成为全球化与文学世界主义早期阶段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世界主义这种极具包容性的思想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集权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反拨，而后者恰恰是纳博科夫作品致力于批判的对象。从自身经历出发，纳博科夫意识到在民族文学的交往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话语霸权。一方面，早期俄国流亡文学因其文化背景和创作语言的差异，很难进入西方主流评论界视野；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优势地位，又使其他民族文学面临被曲解的尴尬境地。如何对待、处理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和话语权，就成为纳博科夫不断思索的重点问题，《微暗的火》就是在这一语境下创作完成的。小说描写主人公流亡者金波特在邻居谢德被暗杀之际竟然满心欢喜，只为第一时间将其诗稿据为己有。金波特认为谢德的诗稿完全是以自己的流亡经历为蓝本的，便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谢德的长诗进行了粗暴的肢解和肆意的评注，并对诗中出现的谢德的妻子和女儿进行恶意的诋毁，旨在通过长诗臆造出只属于自己“记忆”中的赞巴拉王国，以期在不朽的诗篇中找到一丝来自家乡的慰藉。小说第三部分即金波特为此所作的全诗批注，占据了小说绝大部分篇章。金波特对谢德诗歌的赏析和阐释，无疑是从文学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完全按照个人趣味和想象中的民族优越感而进行的。金波特无视谢德诗歌的创作语境，强行扭曲、关联和拼凑诗歌意象，显示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话语霸权。“小说中存在着多重的可能性世界，形成了独特的立体化的空间阅读模式，充分反映出文本的多义性与复杂性”^[7]，是纳博科夫借助世界主义和文化多元性的一些理念创作而成，也可以视为纳博科夫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思。

一言以蔽之，纳博科夫的世界主义思想是将自我与世界空间进行关联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自我建构。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他一直在寻求一种最高等级的理想文明，并为此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世界主义的人文理想对纳博科夫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正值20世纪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初期，这一进程深刻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秩序，“世界”不再仅仅被当作地域划分和民族景观的实体性存在，更被当作与人类生产实践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通过与人这一活动主体产生联系，纳博科夫实现了“世界主义”这一命题的内置，即关注人的个体意志，探索丰富多元的人类存在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探索是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图景，因此，纳博科夫着眼于细微之处，他从题材选择和情节设置入手，将世界主义理念转变为一种带有终极指向性的文学诉求——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彼岸世界”，从而避免将文本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关于理想世界的宏大叙事之上。具体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在题材选择上，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国际性的文学视野。

纳博科夫笔下的种种艺术景观、人物特征甚至叙事风格都带有强烈的“非俄化”倾向。巴黎、柏林、布拉格、纽约等现代都市在纳博科夫笔下交替出现，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等等，把他们放置在同一个文学场景中，展示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和差异。

有趣的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文学景观与他流亡空间的变动始终保持一致。他非常善于使用居住地生活环境作为创作素材，塑造出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人物。如早期作品《黑暗中的笑声》中三角恋关系的受害者欧比纳斯、《贵人、女人、小人》中的德瑞尔与弗兰茨、《绝望》中狡诈的巧克力商人赫尔曼，都与当时的居住地柏林有着密切关系。随着1940年纳博科夫全家再度流亡到美国，他的小说表现出鲜明的美国特色。美国时期的代表作《洛丽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美国少女庸俗、享乐气质的全方位把握，以及汽车旅馆和公路旅行、中产阶级妇女、家庭教育、信息媒介、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这类典型美国化场景的深刻描述。纳博科夫像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全方位审视着这个接纳他的国家，运用小说家的自觉对美国社会粗俗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正如马库斯·坎利夫所指出：“《洛丽塔》是一本充满惊人机智和活力的小说。写美国社会的粗俗面，谁也比不上纳博科夫。比如美国汽车旅馆的肮脏和荒谬，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写作题材，最后总算找到一个诗人兼社会学家的纳博科夫，把他们写的淋漓尽致。”^[8]1966年，纳博科夫定居在瑞士的蒙特勒，开始创作晚年最负盛名的鸿篇巨著《阿达》，描写了一个爱情童话，故事的中心场景阿尔迪斯庄园是对天堂和失乐园的戏仿，其间的湖光山色洋溢着阿尔卑斯山的风采特色，小说可视为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田园牧歌，反映出纳博科夫晚年对于幼时诗意生活的回归。

纳博科夫的这种国际性品质和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也带来了无尽的责难。针对其作品“俄国性”问题的讨论，贯穿了纳博科夫的整个创作生涯，并曾引发俄罗斯流亡文学圈的激烈争论。自20世纪20年代纳博科夫以“西林”为笔名发表作品开始，质疑和肯定的声音就围绕着“俄国性”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纳博科夫的早期重要作品《玛申卡》《防守》《绝望》等，由于与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关注道德伦理、宗教哲学以及追问社会出路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关联，因此被一些评论家认为脱离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内容空洞，缺乏深度，毫无俄罗斯血脉。而支持者则表示纳博科夫的作品充满了美学的神韵，是“侨民献给俄罗斯文学最珍贵的流亡礼物”^[9]。俄侨评论界的这场争论，甚至一直延续到1989年前苏联官方文学界对纳博科夫作品的全面解禁，至此仍未分出高下。另一方面，随着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并改用英语写作，西方主流评论界更加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非俄化”作家，纳博科夫也将自己视为一个“美国作家”：“我将自己视为一个在俄国长大、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受到欧洲文化洗礼的美国作家。”^[2]163然而，作为一个反复在小说中展现“乡愁”的作家，纳博科夫是否真如某些评论家所言，完全背离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呢？

笔者认为，学界论争的焦点在于作品的表现形式或道德主题等方面，而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因素——纳博科夫“世界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说“世界性”思想的创作倾向，却一直被学界忽视。纳博科夫曾在采访中说：“从我还是一个俄国的学童时，就认为一个有价值的作家的国籍是次要的……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他的身份应当依据一种独特的形式或色彩为标志。他的居住地可以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但不应成为正确选择的导向。”^[2]53-54应该说，正是俄、欧、美三重文化的碰撞才造就了作家纳博科夫，与其说他是一个俄国文化背离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

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将纳博科夫看成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因为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开始，就被打上了某一归属地或某一民族身份的烙印，现实中不存在完全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的个人或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博科夫的创作并未游离于他的民族语境之外，他的小说是经过复杂调和之后的产物。纳博科夫常常选择“俄国流亡者”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如小说《玛申卡》中柏林市郊昏暗的俄国膳宿公寓中的一群流亡者，《天赋》中具有特殊文学才能的俄裔流亡者费奥多尔，以及后来的《普宁》《微暗的火》等等。但纳博科夫却未将视角囿于俄罗斯传统的“多余人”形象和文学实用主义思想，而是不断追求在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推陈出新。他的处女作小说《玛申卡》(英文版《玛丽》) 就显示了这一创作倾向。主人公加宁身上的流亡气质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典型形象，从而使同时代的俄罗斯读者一眼就能将他认出来。然而，纳博科夫并未止步于已有的文学模式，在小说结尾处笔锋一转，加宁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与初恋情人的会面，把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用来买了一张跨越国境的火车票。加宁在火车站等待玛丽期间的顿悟，象征着他从浑浑噩噩的沉迷中清醒过来，找到了困扰自己已久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答案。加宁踏上未知的旅途，纳博科夫也选择了一条新的文学创作之路。可以说，纳博科夫对于理想世界的追求和民族文化交融的理念，在这部小说里已经显现了雏形。

纳博科夫并未如同许多流亡作家那样，一味沉浸在对民族主义的表达中，而是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追求：凭着自己卓越的天赋吸纳了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养分，却并未止步于此；他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更为宏大的世界主义的精神境界，实现了自我价值和流亡立场的重构。

第二，在文本层面上，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世界主义表现为对人类普遍人性和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纳博科夫在塑造人物时特别偏爱具有边缘性的小人物形象。受到在显微镜下研究蝴蝶花纹的启发，纳博科夫认为小说的意义也隐藏在细微之处。他在写作果戈理的传记时，与众不同地注意到其作品充满了第二级/次级人物，如《钦差大臣》中浑身烧酒味的陪审官、上课时爱扮鬼脸的教师、激动时摔椅子的历史教员，以及《死魂灵》中索巴凯维奇吹嘘的死农奴等。因此，在创作中，与传统文学塑造英雄或传奇人物的创作理念不同，纳博科夫把现代社会中的平凡小人物和边缘性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要关注对象。边缘人的理论来源于齐美尔1908年提出的“陌生人”概念，他用这个术语概括那些“虽然生活在社会里，却处于边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内部机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社会群体之外”的外国人。齐美尔认为，在现代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流浪者”和“一个没有根基的人”^[10]。那些在种族、文化、习俗、性取向、精神状况等方面异于常人的人，皆可被当作边缘人。纳博科夫笔下的边缘人物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类是以加宁和普宁为代表的流落异乡、居无定所、生活在世界缝隙中的弱小者，他们在孤独和迷茫中寻求精神归宿和自身存在的价值；第二类是以《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和《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为代表的谋杀犯、偏执狂和性变态者，他们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世界，抗拒人类的伦理禁忌和道德标准，将自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第三类是以《斩首之邀》中辛辛纳特斯为代表的因保有自由意志而受到社会、权力和群体压迫的小人物。

这三类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内心难以言喻的苦闷和绝望感，他们或是处于社会内部却不接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或者被排斥在各种社会团体和生存秩序之外，处在人类主流群体的边缘，却又不属于任何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人物形象的设置与纳博科夫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自身的流亡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19世纪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喊和20世纪后半期“人也死了”的观念相继提出，使人的主体性经历了从空前膨胀到消散无依的异化过程，人类成了被抛入荒诞世界的孤独存在者。纳博科夫意识到这种社会环境的异化给人带来的孤独感和绝望感，他在塑造小说的人物形象时，抛弃了人的神性的崇高的一面，转而表现他们的痛苦、焦虑甚至病态体验。纳博科夫在1964年接受美国《生活》杂志采访时说：“我让我的一些小说人物成为躁动不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2]40显然，纳博科夫小说中出现的这些小人物不应被看成是现实中人的真实再现，而是虚构出来的具有实验性质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崇尚自由意志的流亡作家、一个外来者和陌生人，纳博科夫始终处于异质文化中的“他者”处境。他必须首先面对其自身与现实生活空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和对抗性，进而找到与这一异质空间协调一致的有效方式。因此，写作成为纳博科夫重塑自我的手段，他一次次通过虚构的文学形象来推演文化冲突中的身份困惑，从而对自我的主体性进行不断的完善。

纳博科夫有意淡化笔下人物的国籍、人种、肤色等外在标志，转而强调一种融合了文化、政治、心理、情感等因素的个体意志。这些丑陋、焦虑、病态的小人物往往处于不同文化或不同社会的边缘夹缝中，纳博科夫从个体权力的反面出发，赋予人物以极端的自由意志，从而揭示民族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他性”的践踏所造成的社会异化现象。因此，读者在阅读纳博科夫作品时，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不似常人，缺少家庭血缘纽带和伦理道德的常规束缚，他们可能诞生于一种情境、一种隐喻，而这种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这样，纳博科夫就将世界主义所关注的个体权力与文化冲突两方面结合起来，以“极端”的文本实验来探求人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和多元和谐的共存空间。换言之，借助世界主义的一些理念，纳博科夫找到了最根本的文学诉求，即全人类的共同人性及作为人类一份子的共同身份。

最后，从深层次的创作动机来看，纳博科夫试图建构一种有形的理想化的世界图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彼岸世界”。换言之，这种“彼岸世界”的终极指向性是纳博科夫作品最为重要的特征。这个贯穿纳博科夫整个创作生涯的艺术理念决定了他将创作建立在一种“形而上”的美学信仰之上。“彼岸世界”这个概念，根据纳博科夫研究专家亚历山大罗夫的考证，是纳博科夫根据俄文词“potustoronnost”翻译而来的，表明一种与“来世”“另一边”相关的状态。从早期作品《眼睛》(1930) 中直接而大胆的亡魂形象，到《斩首之邀》(1938) 中的自我分裂，再到《普宁》(1957) 中的灵魂出窍，以及后期作品《阿达》(1969) 和《透明》(1972) 中更隐晦、抽象的通灵与幻象，彼岸世界一直是纳博科夫创作的重要主题。纳博科夫的妻子兼助手薇拉认为“彼岸世界浸透了他写的一切”^[11]。纳博科夫流亡的一生中经历了十月革命、父亲遇害、二战爆发，又因为妻子薇拉的犹太血统，全家被迫从欧洲再次踏上流亡之途。抵达美国之时，纳博科夫为了养家糊口被迫放弃了母语——他身上最后一件来自俄罗斯的信物，转而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年的流亡生涯中，俄罗斯人道主义传统、欧洲文学的浪漫色彩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土壤在他的笔下形成了交融。这些多元文化身份造就了纳博科夫奉行个人主义的空间立场，使他成为一个视自由为生命的诗人和作家，从而对革命、政治、道德、集权等一切与人性自由相违背的东西都持一种审视和质疑的态度。人生的苦难经历使纳博科夫意识到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一个真正属于个体的自由世界，因而转向关注直觉式的神秘信仰，寄希望于通过对人类灵魂和意识的探索找到理想的存在空间。

纵观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彼岸世界”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空间象征场景。一个是在早期小说《斩首之邀》中，辛辛纳特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后，常常能够通过神秘的时空缝隙瞥见塔玛拉公园的景象。这是他与妻子恋爱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的目光中闪耀着无与伦比的理解；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时间的形状，像一张有图案的地毯，经过折叠后拼拢在一起，可以使两个图案连接起来……那里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漫游、躲藏的公园的原型；那里的一切以其迷人的特征和完美无瑕的简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里的一切能愉悦你的灵魂，一切都充满童趣；那里，闪光的镜子不时把偶然的映像送到这里。”^[12]

塔玛拉公园象征着辛辛纳特斯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世界，一个无忧无虑、充满平等和包容的世界。显然，这也是纳博科夫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它与俄罗斯的自然风光、逝去的完美童年、对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厌恶和对个体精神的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纳博科夫想象中的“彼岸世界”的雏形。小说结尾，无辜的辛辛纳特斯在面对行刑倒数计时的同时，竟然分裂成两个自己，一个被斩首，另一个则爬起来朝着另一个世界和他的同类走去。“这一意象象征着他进入一个‘光芒四射、非常和善’的世界的潜能，‘那里’的世界明显与他‘这里’的梦魇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13]纳博科夫借辛辛纳特斯的灵魂联通了此岸与彼岸，显示出纳博科夫对于理想世界持续不断的思考和探索：“彼岸”的存在，显然是对“此岸”(现实世界) 的想象性修正与重构，是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理想。

另一个场景源自于纳博科夫晚年的作品《阿达》，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彼岸世界”理念的集大成者。小说不仅设置了寄托主人公童年回忆和热恋情怀的阿迪斯乐园作为彼岸世界的载体，而且展现了一种阿卡狄亚式的乡村风格，是对伊甸园的戏拟，也是纳博科夫对童年居住的维拉庄园的缅怀。他在小说中创造了Terra (地球) 及其相对世界Antiterra (反地球)，跳出以往的悲剧模式，为乱伦的主人公兄妹凡和阿达设计了一个圆满的爱情结局，可视为对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文学实践。反地球这个星球上的时空与地球相似却不相同。在这里，俄罗斯是美国的一个省，那些相信地球存在的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纳博科夫的笔下，地球和反地球是互为镜像的，当读者把文本层面的反地球当作彼岸世界时，那里的人也把地球当作理想的彼岸世界。反地球的人们富足而安逸，无需担心战争和死亡的威胁。故事发生的阿迪斯乐园更是人间的世外桃源，那里百花齐放，生机勃勃，无拘无束。阿达和凡享受着情欲与自然的和谐交融。纳博科夫一反常态推翻了兄妹乱伦的禁忌，让两位主人公持续了长达80年的热恋，直至死亡。这是纳博科夫晚年对于原始诗性思维的回归，也象征着彼岸世界的光辉由暗转明。因此，纳博科夫将《阿达》称之为“我最具世界性的诗性小说”^[2]151，显然是名副其实的。

总的来说，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是一种无法言明的生存状态，一种非理性的艺术建构，一种直觉式的神秘信仰，而非某个独立存在的超验或神灵主宰的世界。它是作家潜意识中对俄罗斯故乡风貌的再现，是对时空束缚的奋力抗争，更是对流亡生涯的想象性补偿。这个永恒的、善意的、人类整体的生存空间实质上就是纳博科夫文学世界主义图景的核心和雏形。纳博科夫的这种诉求与世界主义思想中追求全人类幸福和共同价值的文化内涵不谋而合。因此可以说，“彼岸世界”实质上是纳博科夫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文学乌托邦。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为他直面现实困境提供了某种出路和归宿。因此，在面对来自“他性”文化的敌意时，纳博科夫向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暗示了一个充满包容的理想世界的存在。有些研究者往往只强调纳博科夫的极端文体形式和神秘怪诞的风格，却没有深究文学意象背后的创作动因，这种评价上的错位，实则是缺少一种跨文化的世界性的研究视野。

作为一个历经60年流亡生涯、四海为家的作家，纳博科夫的作品充满对个体精神和文化他性的关注，而这恰恰也是当代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语境之下，关于纳博科夫作品俄国性与非俄国性的论争，实质上对应着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之争。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民族性是他创作的立足之本。他与俄罗斯血脉相连，并始终与故乡保有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在德国居住的十多年间，纳博科夫甚至拒绝学习德语和阅读德国书报，他谨慎地把守着通往内心世界的各种缝隙，以防止自己慢慢遗忘祖国和母语。在创作中，他始终秉承俄罗斯文化重心灵与精神而轻肉体与世俗的人道主义关怀，延续着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血脉。在欧洲生活的20年是纳博科夫进行文学积累和参与文学运动的思想历练时期，普鲁斯特、柏格森和乔伊斯等人的现代主义创作给他的思想和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在声名显赫的美国时期，纳博科夫的自由主义和反现实倾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然而，与那些立志融入居住地文化的流亡作家不同，纳博科夫始终与异质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法将自己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对多种民族文化的接纳和吸收必然哺育出纳博科夫多元的文化身份，从而形成世界性的纳博科夫。换言之，这种基于地理空间的多元文化身份定位正是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起点，使他跳出了本土文化和移居地文化的限制，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俄、欧、美以及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寻求一种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理想形态。

因此可以说，世界性、普遍人性、共同价值都是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来的，世界性依赖于各个民族的独特性。换言之，世界性是一种共性，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体现共性的个性。一言以蔽之，纳博科夫作品中所追寻的普遍人性是建立在具体民族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立足点之上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纳博科夫通过将人放置在异国环境中，观察种种文化碰撞所带来的细致的情感体验，并用“他者”的视角来反观民族文化在交往过程中的境遇。小说《普宁》是纳博科夫最受读者欢迎的英语小说之一，讲述了俄国流亡者、生性善良温厚却有些怪癖的老教授普宁在美国温代尔学院教书的故事，并间歇性地插入普宁对青少年时代的各种回忆和梦境。小说中前六章描写的普宁相貌丑陋、性格古怪，在一群官僚化的学者当中格格不入，是周围同事耻笑和滑稽模仿的对象，妻子也利用他来获取利益。谨小慎微的普宁最终还是被学院解雇而远走他乡。纳博科夫笔锋一转，在小说第七章将一直扮演“客观”叙述者角色的“我”带入普宁的现实生活中。“我”和普宁年纪相仿，同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在美国大学教授俄语为生，甚至还是普宁前妻的情人，也是最终取代他职位的人。读者会恍然大悟，原来前六章小丑一样的普宁形象竟是出于“老朋友”的回忆。对于纳博科夫来说，“他者”目光源自何处显然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差异”并未因为两位主人公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文化或是拥有共同经历而消解。可想而知，普宁未来的去处，必然是一种能够促进“他性”或“差异”互补的更高形式的文明，这也是纳博科夫在现实世界中所期盼的。

另一方面，民族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开放的，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吸收和改造他者文化的形式、思想和独特性，从而焕发新的活力。纳博科夫曾在写作之余耗费十余年精力将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翻译成英文。因为注重直译，该诗译为英文后达4卷2 000页，除仅占208页的诗篇外，其余均为包罗万象的注释——对作品所涉及的俄国习语、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做了详尽的阐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纳博科夫使普希金和他所代表的俄国文学传统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新生。与此同时，他不断地将自己早年的俄文小说重新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在改写过程中完成了从名字到寓意的整套文化价值体系的转换。这些举动无疑对俄罗斯文学的跨文化交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翻译过程中，纳博科夫始终保持着客观而清醒的民族立场和文化站位：坚持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对话性关系，既不以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为参照标准，也不以消除自身文化身份或本民族文学独立性为代价。

需要指出的是，纳博科夫崇尚的是包含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主义，而非全球化过程中的另一极——文化趋同性现象。换言之，纳博科夫的创作主旨是保有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从而构建一个包容和谐的理想世界。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多次表现出对同一性的抗拒和对丧失自我的恐惧，他笔下的小人物们也都向着保持个性、抗拒同化的方向艰难前行。《普宁》中普宁与叙述者“我”对于人的相似性有着难得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您无论在哪一家学府的教员队伍里，都不仅可以找到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您的牙医师或者当地邮政局局长，而且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在他的本行里另有一位跟他犹如双胞胎似的人”^[14]185。表面上看二人是对这种镜像般的相似性感到反感，深层意识则是对丧失自我身份的恐惧。另一方面，普宁的上司、英语系主任考克瑞尔在模仿普宁各种行为的过程中熟能生巧，如今“长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个人的长相一模一样了”^[14]242。普宁的悲哀在于连个性中的滑稽部分都被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因而丧失了独一无二的自我。普宁绝不同流合污的坚守，换来的只是被辞退的命运，只能孤独地踏上远走的旅途。纳博科夫的担忧和恐惧在小说《绝望》中达到了顶点，他借主人公赫尔曼之口描绘出一个完全丧失个性和差异的场景：“沉湎于幻想，我经常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将会彼此相像如同我与菲利克斯的情况；这是一个赫利克斯们和菲尔曼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在机器脚下倒毙的工人将会马上被他面带真诚笑容的完美的复制品所取代。”^[15]纳博科夫在此玩弄文字游戏，故意将菲利克斯Felix与赫尔曼Hermann名字的中的首字母互换位置。意在嘲讽赫尔曼认为他们彼此相像、互为复制品的荒唐想法。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世界，一个只有理性和秩序的世界，一个消除了个性和自我的世界，令人警醒。

显然，纳博科夫对这个只有共性而毫无个性的世界充满了嘲讽，这与他的民族文化立场是一致的：不存在脱离了民族性的世界性，当代世界主义的前提是自我与他者、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多元共存。贝克对此有过论述：“将他者既作为与自己相异又作为完全平等的人来看待……陌生者不是被作为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为补充和丰富的因素被正面评价。这里有的是对他性充满好奇和兴趣，将他者视为对自己不可替代的补充的宽阔心胸。”^[16]综上所述，纳博科夫世界主义思想中的“世界”已经超越了地域概念，而成为一种人类整体的现实语境。这种整体性与个体精神并不矛盾，每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个体都与他者构成平等的价值地位，无论这种“他性”是来自于民族文化还是宗教信仰，抑或是国籍、种族、性别、贫富差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平等自主的共同人性才是纳博科夫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

此外，纳博科夫的民族立场还与他流亡者的身份紧密相关。在20世纪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流亡对写作而言，逐渐成为一种优势而非劣势。作家们往往有意选择一种“流浪”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因为这种“在路上”的体验可以使作家与居住地的生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与出生地的生活维系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只有始终处于一种“局外人”的状态，才能不断地从对二者的审视和比对中发现新的可能。在纳博科夫这里，流亡身份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选择——一种保持个体独立性的“精神流浪”。这种设想中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并不以作家真实生活中的个体文化身份为标志，而是关乎一种理想化的存在空间，或一种文化同存、不分高下的超然立场。对纳博科夫来说，唯有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都纳入到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包容的对话平台，才能解决一直困扰他的身份焦虑。

作为一个移民作家，纳博科夫拒绝全盘接受俄罗斯民族的审美标准和意识形态，尝试建立一种不受民族意识左右、而是以美学形态为标准的文学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跨越民族形式的世界主义的文学实践。纳博科夫的这种跨民族、跨地域的胸怀和视野获得了一种超然的文化立场和世界性的文学眼光，并且使他在“他者”文化和自身文化之间达到了“亲疏均衡”，从而能够对二者进行客观合理的判断。需要指出的是，纳博科夫的世界主义思想几乎局限于白人文化，黑人族群、东方文化及小国文化在他的作品中都是缺失的。因此，这种不完整的世界主义文学版图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当我们提出世界主义的理论视角，注重的是开阔的文学视野，但要避免将西方中心主义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带入研究之中，更应谨慎对待强势文化中的普遍主义和文化霸权，从而避免文学世界的殖民。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文学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理论价值所在。

以往将“俄国性”与“非俄国性”视为二元对立，将纳博科夫的归属放在非此即彼的框架内的观点，显然使研究者的批评视野受到局限。在研究跨地域文化交往日益显著的20世纪文学时，单从静态方面考虑移民作家的创作活动已经不再现实，研究者应该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将视角延伸到作家迁移过程中所遭遇的本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交融问题上来，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而非单一的民族文学格局之中。就像杰纳迪·巴拉塔罗、博伊德等学者曾提出的纳博科夫研究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我深信，未来研究最有成效的方法——或许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要综合地考虑彼此相迭的三方面，在此初步定义为艺术的 (或感知的、述位的，或‘外部的’)、心理的 (或道德的、或‘内在的’) 和形而上的 (宗教的、神秘的，或‘彼岸的’)。”^[17]

对于纳博科夫来说，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时代语境，也为其提供了全新的文化立场和言说对象。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探讨纳博科夫与世界主义的意义所在。在这种语境之下，研究纳博科夫的世界主义理念、对待自身民族文化身份与他者文化的立场以及如何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来进行文学创作，显然符合巴拉塔罗所言最有效的研究方式。不仅能够为纳博科夫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带来的新的文学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