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st Thirty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Marxism and 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自1933年至1963年整整三十年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几乎是空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魏玛共和国期间，是20世纪德国整个思想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空前活跃的十多年。德国共产党的“异端”柯尔施在1923年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卢卡奇等人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宣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开端。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段空白始自1933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纳粹正是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首先拿德国共产党人祭旗从而掌握权力的，在此之后，德国左翼力量的境况急转直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迅即成为被清洗的对象，两党从此基本上告别了德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舞台。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也因其主要成员的犹太人身份，被迫辗转流亡；二战后民主德国成立，在其境内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此也就分道扬镳。东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此后基本上依附于苏联的体系，并无波澜，而在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则继续被压抑。

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强势的反共人士康拉德·阿登纳当政，他坚定地执行了向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靠拢的政策，这是战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阿登纳积极将联邦德国打造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抵御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从而为联邦德国争取到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铁幕的矗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麦卡锡主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联邦德国的政治氛围。在阿登纳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士的压制下，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这种打压在这三个传统上有不同的表现。阿登纳政府对德国共产党采取强硬措施，在1956年8月17日，联邦德国宪法法庭甚至取缔德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活动。与之相比，可能更为糟糕的是在同一年2月14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这次历史性的大会上，因为斯大林的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遭到了全盘否定，由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也同时被否定了，带给西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是错愕、彷徨和荒谬感。德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同时也跌倒了谷底。直到1968年，新的德国共产党(DKP)才在联邦德国重建起来。与德国共产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事的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路线，但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全面繁荣、社会福利大幅改善、阶级矛盾日渐消弭的全新的社会条件下，它在国会选举中不断失利。最终，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1959年11月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戈德斯贝格纲领”，正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全民党。这个“修正主义”的政党甚至连修正的对象都不要了。

法兰克福学派为何直到1963年之后才得以重建其传统呢？早在1950年，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主要成员就回到德国，重建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但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回归了，曾经的批判理论传统却并没有一同回归。这是为什么呢？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一向谨慎行事的霍克海默并没有在研究所的研究纲领中，为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留下任何位置。而为了研究所的生存，霍克海默不得不向美国财团请求经费，向德国的政界和工商界人士寻求支持。在回归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研究所更是将主要工作放在贯彻美国式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之上，社会研究所其实已经成为“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3]573。所以，据阿多诺的学生巴克豪斯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从不鼓励学生做马克思方面的研究，因为他们觉得对于学生来讲马克思“太难了”。正因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返回德国后，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的批判理论传统也并未再像从前一样发挥出作用来。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佐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压抑状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典的《启蒙辩证法》，直到德国“六八”学生运动时，想要读这本书的学生还要借助于盗版才能读到，最后还是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主持下，《启蒙辩证法》才在1969年重新出版。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专家魏格豪斯也向人们描述了这一历史状况：“与霍克海默一样，阿多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并不很受学生欢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联合主持的研讨班，成了魏玛共和国末期、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苍白之影……《启蒙辩证法》、《新音乐哲学》和《伦理随想录》等书，在联邦共和国的情境中，已经和他们所处的传统切断了联系，而且也无法有效地融入到两位作者当前从事的学术活动之中。”^[3]594关于二战后联邦德国思想领域的氛围，南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同样指出：“西德战后的局势无论如何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即使是战后时期，由于冷战和当时领导的明显的反共主义……也未曾为造就一代马克思主义的新人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4]37通过这些表述，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特殊的思想形势了。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当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迫切需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理论时，他们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①。也正因此，这一代学者历史性地承担起了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任务。“重建”这一二战后德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主张，也成为20世纪60至70年代联邦德国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关键词。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战后联邦德国马克思研究的走向了。

① 需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联邦德国的福音新教研究会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委员会，曾于1954年至1972年间出版了7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辑刊，这是在联邦德国早期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然而其中发表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西方“马克思学”色彩，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尽管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出现了这段长达三十年的沉寂，但是，在这三十年里，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并未完全熄灭。正相反，这三十年里，特别是二战后的十余年，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重建”产生了内在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之提供了现实基础以及理论中介。

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联邦德国相当一段时间的沉寂，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来自政治上的压制，更因为在德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治主张已经很难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些现象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三个角度来总结。

在政治上，战后德国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进行全面的民主化改造。这个民主化改造过程，是在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推动下完成的。联邦德国的民主化改造吸取了历史上的两个重大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纳粹的上台。一方面，这个民主化决不能重蹈魏玛共和国软弱民主制度的覆辙；而另一方面，则要坚决预防一切破坏民主法制的独裁势力上台。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第一步就是制定了《基本法》。《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即实行议会民主制和福利社会制的联邦制国家。这个《基本法》尽管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但却在基本框架上为日后联邦德国更为健全的民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英、法、美等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制度其实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1918年威廉二世退位才结束了君主制度；而魏玛共和国则因为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德国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为纳粹主义获得统治权提供了机会。因此，德国在战后所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中确立的“民主制、法治、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四原则，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套有力、行之有效、带有鲜明西方民主色彩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下来。这一政治景观，其实是历史上的德国人从未真正遭遇过的。

政治上的改造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相辅相成，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以艾哈德为工程师所建立的一套全新的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政策，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瓦尔特·欧根为代表的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确立这一经济体制所针对的就是传统德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容克资产阶级掌控的德国经济。正是这种从传统容克地主阶级演变过来的垄断经济体制，使得德国的现代化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紧密捆绑在一起，将德国人民推向了战争与苦难的深渊。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如艾哈德所说，就是“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的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5]，它有意与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抗衡，以私有制为基础，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国家只是制定相关经济政策，规范市场竞争规则，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缓私有制经济之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参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这一套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再加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以及联邦德国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积极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大在科学技术和工程工艺上的投入，种种因素推动联邦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使德国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

经济上的腾飞有力地支持了德国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公民在保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到了高度的保障，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自1960年起，德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就业。经济上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力量的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社会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大量中产阶级所构成的社会。德国的主要政党，从基督教民主联盟到社会民主党，都不再强调自身的阶级属性，而重新定位为“全民党”，这些党派之间也不再存在突出的矛盾和对立，而是在大体的方向上，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进行博弈。正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日渐式微，在这个意义上，左翼知识界如何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综上，联邦德国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迎来了深刻变革，成为一个在经济上以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基础，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公民的社会生活得到全面保障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现象所昭示的本质，则是经济的支配力量排除了一切传统的特权力量，成为社会的统治性因素。以商品交换为基础，在商品交换原则之上形成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德国扎下根来。这正是德国年轻一代学者在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对的经验前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所兴起的理论运动，特别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整合起既有的思想资源，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价值形式理论之上，其实有着深刻的现实合理性，而德国的社会历史变革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真理性。

在这“失去的三十年”里，德国仅有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灯人”接续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列奥·科夫勒(Leo Kofler)、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Wolfgang Abendroth)^①等人。这些学者，在德国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为新一代年轻学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思想做出了重要的努力。这其中，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挥了最重要的中介作用的，当属科夫勒和费切尔。

① 阿本德洛特出生于1906年，是一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儿子，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后来出于对德国共产党的不满而在1928年退党。1935年他于伯尔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担任马堡大学法学系教授，代表作有《欧洲工人运动社会史》(1965)等。

科夫勒在我国学界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然而他在德国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传承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弗兰尼茨基将科夫勒视为联邦德国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并列的重要思想家，他这样评价科夫勒：“科夫勒属于那样一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持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仍然必须同自由市场和企业内的民主自治结合起来。”^[4]101科夫勒作为横跨不同重大历史阶段、历经东西方阵营不同理论传统的极具特殊性的思想家，有着复杂的理论背景，他1907年生于奥匈帝国的今乌克兰地区，青年时期曾先后求学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斯·阿德勒和卢卡奇。二战后，科夫勒在民主德国的哈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哈勒大学任教。1949-1950年前后科夫勒因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他的代表作也遭到了官方发动的大批判^[6]226-227。此后科夫勒退出德国统一社会党，离开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在联邦德国进行巡回演讲，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六八”学生运动期间，在革命学生的争取下，科夫勒在波鸿鲁尔大学获得了教席，并一直任教到1991年。他的代表作有《市民社会史》(1949)、《历史与辩证法》(1955)、《人道主义的人类学与辩证唯物主义》(1982)等。

有两条主线始终贯穿在科夫勒思想之中，一个是阿德勒和鲍威尔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另一个就是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科夫勒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的原则，曾与民主德国的主流哲学家库尔特·哈格尔^①发生激烈争论。哈格尔批评科夫勒的哲学主张是一种“唯心主义”，科夫勒随后以《历史与辩证法》这一研究笔记来回应对他的批判，这部研究笔记在1955年公开出版，它非常典型地代表了科夫勒对辩证法问题的认识。在这本书中，他梳理了历史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对立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科夫勒继续强调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在他看来一切非辩证的哲学的缺陷就在于无法为意识与存在的统一提供前提；他推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在克服费尔巴哈直观唯心主义上的作用。这种辩证逻辑，就是方法与现实性、形式与内容、意识与存在现实性理论之上的统一。在这种方法之上，他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之上的异化与物化现象以及拜物教问题。在科夫勒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建之上，青年卢卡奇的色彩淋漓尽致，科夫勒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建，这种辩证法建立在作为意识的统一的行动与总体性之上，建立在意识形态批判与对唯心主义传统，首先是黑格尔的批判性回溯之上，科夫勒在《历史与辩证法》中显然继续推进了在《社会的科学》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6]257科夫勒正是坚持发展青年卢卡奇思想的，因此有学者便认为科夫勒的“历史与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构成了新马克思阅读开拓者巴克豪斯辩证法思想的基本构架^[7]。正是以科夫勒为中介，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被重新介绍到了正在重建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联邦德国，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来源。

① 库尔特·哈格尔(Kurt Hager, 1912-1998)，曾担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哲学家，理论家。

除科夫勒以外，伊林·费切尔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黑格尔主义转向上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甚至更为直接的影响^②。费切尔在1963年后长期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地位和影响比肩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指导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多位学生。美国学者凯文·安德森曾这样评价费切尔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所扮演的角色：“伊林·费切尔，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解释者之一。对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大众来说，他的名字就像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其他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一样，如雷贯耳，几乎无人不晓。费切尔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30载，他的著作向我们显示了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即不是迂回从事文化批判而是更直接地从事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费切尔……发展了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卡尔·柯尔施的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8]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费切尔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上的特征。

② 关于这一点，笔者2016年6月27日在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教授的研讨小组介绍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时，豪格教授明确强调了费切尔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阐释方式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黑格尔主义方法的决定性影响。

费切尔在二战期间就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战后又在法国专门从事黑格尔研究，他于1960年发表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充分显示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水平。费切尔主要理论研究的思想史背景就是西方思想界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的发现，这一过程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内容与青年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为寻找这两位思想巨人的共同点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支持。需要强调的是，其实这条研究路径正是青年卢卡奇已经明确规划并在《青年黑格尔》中所进行的。在费切尔看来，马克思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核心领域上，都是黑格尔的学生以及批判的继承者^[8]；在历史哲学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在一些基本的信念上是一致的：“这二人都把历史进程看作是客观理性。”^[9]70两人都将否定性的因素视作历史进步的动力。然而费切尔认为他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在黑格尔那里，对历史的理解与对历史的阐释只有在事后才可能；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理性可以把握过去与未来，并且恰恰可以通过革命性的活动实现历史理性。“就此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在哲学上背离黑格尔，他只是赋予了黑格尔的思想以现实的、革命的转向。”^[9]73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上的共同性，在费切尔看来恰恰源于两人面对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已经由卢卡奇所指出。在人类学意义上，费切尔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人理解为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必须首先把自己塑造成为它之所是。”^[9]77然而在黑格尔那里，人通过人而进行的“人化”过程是在神学的框架中完成的，因此动物性的存在实现为绝对精神。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劳动成为精神借助其返回到自身的中介。在人的本质的实现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借助于劳动：劳动是人自我确证的本质，而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坚持劳动的物质性方面，并且“只有当人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某一片自然，或者当这一片自然的所有者将其出让给他时，劳动才会成为可能”^[9]83。劳动的这种物质性，也就是劳动者的所有者的身份，就是马克思坚持的劳动的社会属性。

我们因此可以看到，费切尔尽管在马克思研究上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他本人也并非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却和科夫勒以及科夫勒所代表的卢卡奇传统相一致，共同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通过前文对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失去的三十年的历史，以及在这三十年里一些并未失去的理论中介的回顾，我们已经清楚了失去的三十年这一客观情况。那么，这三十年究竟对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发生了重大的断裂。自19世纪中叶一直到1933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个未曾中断的、有着紧密传承关系的历史过程。但是“失去的三十年”造成了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大断裂，使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政治方面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导纲领，开始明确走向了多元化；而德国共产党尽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彻底失去了现实的号召力和实践能力，成为德国政治领域作用极其有限的小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形显示出，在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德国很难发挥社会作用，也很难再获得现实的阶级基础。在理论传统方面，回归德国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完全隐匿了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批判理论研究成果。德国马克思主义曾在魏玛时代获得繁荣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都因为这三十年而在思想史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断裂。

其次，失去的三十年深刻塑造了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批判理论版图。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一代左翼学者在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并对其采取批判态度时，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部分青年人试图在全新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背景上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新马克思阅读运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力量，1962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这部著作被视作“开启了马克思理解的新篇章”^[10]。而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提出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基础上重建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11]。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重新发现联系在一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批判理论传统被重新发现^①。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另一部分人开始明确告别马克思的传统，在西方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寻找解释资本主义的依据，这一路径尤其以哈贝马斯为代表。正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中断，使哈贝马斯并未认识到批判理论拥有什么成体系的东西，更不会强调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全新的理论资源上建构了一条主体间性理论的路径。这两个方向的分歧，决定性地界划了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批判理论的格局。

① 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主持下，《启蒙辩证法》《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等一系列经典文本在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重新发表。施密特还于1980年再版了《社会研究杂志》。

再次，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复兴，这是“失去的三十年”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成果。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学者，面对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任务，而这一“重建”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由科夫勒和费切尔等人所传播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卢卡奇所奠定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复兴。施密特在1969年出版的回击法国结构主义挑战的《历史与结构》一书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出：“仅就马克思不考虑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也试图描述它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即一个自我说明的体系而言，他的理论追随着黑格尔的理论。”^[12]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巴克豪斯的思想启蒙便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且他听过科夫勒的巡讲；而莱希尔特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费切尔指导下完成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的重新解读，就是要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价值形式概念等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的研究，强调价值形式分析背后的社会关系维度，并使用黑格尔的“二重化”概念对价值形式的辩证运动加以阐发。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更体现在革命实践的主题之上，这在德国“六八”运动的两个灵魂人物鲁迪·杜什克^①和汉斯-于尔根·克拉尔^②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杜什克曾大量阅读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著作，并一度计划以卢卡奇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66年，杜什克还曾专门拜访被他称作“老同志”^[13]的卢卡奇。和杜什克不同，克拉尔更加注重理论研究，这位阿多诺的学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坚持了卢卡奇的路径。克拉尔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理论研究手稿和笔记，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笔记占据了很显眼的位置。克拉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激发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与统治。克拉尔也直接影响了一些当代激进思想家，如奈格里就公开表示：“我所秉持的一直是汉斯-于尔根·克拉尔的那种卢卡奇式的通向马克思的本体论路径。”^[14]可见，在杜什克和克拉尔这里，更为直接地展现出了卢卡奇所奠定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① 鲁迪·杜什克(1940-1979)，德国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曾求学于柏林自由大学，联邦德国“六八”运动的学生领袖。

② 汉斯-于尔根·克拉尔(1943-1970)，德国“六八”运动时期著名学生活动家，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阿多诺的博士生。1970年遭车祸英年早逝，遗著有文集《宪法与阶级斗争》(1971)。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适应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卢卡奇所面对的由商品所支配的物化世界和物化意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的全新形态中更为彻底地展现出来，客观的经济原则愈发具有强大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似乎都消失了。面对这一新现实，承担解放任务的主体力量何处追寻？正是在这一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这批德国青年学者，与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走到了一起。克拉尔就指出：“在其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哲学批判式推演，首先以黑格尔的方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柯尔施的《马克思和哲学》中被开辟，恰恰是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革命状况中被建立的。”^[15]为了激发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特别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主体向度，就必然呼唤黑格尔主义的这种方法论。这正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失去的三十年所带来的全新现实，以及在这种现实上重新进行理论选择与建构的结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了历史辩证法的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不足，它欠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完整把握，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哲学方法，以这一哲学方法为指导的“六八”运动的失败，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哲学方法的不足。

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脉络的研究，并未形成专门的课题，特别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题研究，进行得并不多。这条线索被掩盖在了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更大但论域也更为宽泛的批判理论传统之中。如今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线索挖掘出来加以考察。

在今天，回顾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失去的三十年”，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具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首先，这可以深化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法论的开端上，总体上是以设定了主体创造性的黑格尔主义方法为根基的，这一点在德国尤其明显。但是这一产生自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为何在60年代复兴？三十年里失去的传统和留下的中介就是原因。其次，对这一历史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后联邦德国左翼理论，特别是其核心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代在方法与逻辑上的抉择。通过这一审视我们会发现，思想史绝非均质的前后相继，其中充满了断裂与跳跃。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在方法论上重归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到后来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这一哲学方法论加以彻底批判，对学生运动嗤之以鼻，就是绝佳的思想史案例。这种断裂和重建，其中的历史、现实和理论传承的交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最后，梳理“失去的三十年”以及战后一代青年学者重新回到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过程，也为我们理解德国当代左翼理论图景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缺陷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这批坚持以马克思研究为核心的学者，坚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批判理论传承者，深刻塑造了当代德国批判理论的理论版图。今天活跃在德国学术界的许多马克思研究者，都可以还原到这一谱系之中，理解了他们的理论渊源，对于我们研究、批判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