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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Educati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19—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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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学践行了教育、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培养出的妇产科精英，成为现代妇产科学的积极传播者。他们深刻内化了医学科学的理念，使得现代妇产科学在中国根植并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建制化。本研究结合档案、书信、回忆录、报刊等资料，考察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学早期的教育、临床与科研工作，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发展特点和历史影响，以期丰富我国妇产科学史研究。Abstract: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has followed the Johns Hopkins model of combining educati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talents cultivated by this model have deeply internalized the concepts of medical science and actively spread moder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which helps moder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o take roots in China and facilitates their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is study collected archives, letters, memoirs, newspapers and other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the educational,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PUMC,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PUMC, with the hope of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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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博礼早期研究经历
何博礼(Reinhard Hoeppli)[1-3]，祖籍瑞士，出生于德国(图 1)。1911年考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医学专业，1913年7月通过初步医学考试后继续在基尔大学学习，并在基尔的德国海军第一营实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何博礼不得不暂停学业，于1914—1918年底在德国海军部队承担野战外科的医疗工作。期间，他于1917年10月随部队再次驻扎在基尔，因而得以继续进行基尔大学剩余3个学期的医学培训，并于1919年正式完成临床医学课程。
大学毕业后，何博礼便在基尔大学病理学研究所担任助理，随后于1921年进入汉堡热带医学研究所，担任蠕虫病理学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富勒本(Fredrich Fülleborn)教授的助手，期间所开展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寄生虫感染特别是蠕虫的临床病理学有关，此后他凭借蛔虫研究成果获得了汉堡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25年，经导师推荐，何博礼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进行为期1年的动物学研究，师从戈特霍尔德·斯坦纳(Gotthold Steiner)教授学习自由生活线虫，次年即独立或与斯坦纳教授一起描述了大量线虫新种，成果斐然[4]。
1927年，何博礼应聘并赴厦门大学工作1年，自此开始使用“何博礼”这一中文名。他在厦门大学开展寄生虫学研究，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自由生活线虫研究的先河。何博礼带领伍献文(后成为我国著名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徐锡藩(后成为国际著名寄生虫学家，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14个自由生活线虫新种[5-6]。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一次与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下文简称“协和”)寄生虫学系(当时称为“病理学系寄生虫学研究组”)负责人福斯特(Ernest Faust)的田间邂逅，最终促成何博礼来到协和。
2. 何博礼的协和生涯
2.1 接任福斯特
福斯特对协和的医学寄生虫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他创立了协和寄生虫学研究组，并对中国的多种寄生虫病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时还培养了多名顶级传染病学家[7]。然而，当时寄生虫学研究组隶属于病理学系，时任系主任田百禄(Carl Broeck)教授因福斯特毕业于动物学系，认为其不具备医学背景从而不能胜任寄生虫学领域负责人的职位，不支持聘任福斯特为教授。福斯特遂于1927年提出辞呈，表示结束该任期后不再续聘，同时推荐何博礼为继任候选人。
何博礼是临床医学科班出身，经过临床病理学专业训练并获理学博士，曾师从美国著名学者进行线虫研究，加之精通汉英德三国语言，因此成为协和寄生虫学研究组负责人的不二人选。但当时何博礼已经受聘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提供了极有竞争力的岗位待遇，如担任正教授、全权负责寄生虫学系、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支持、配备2名中国寄生虫学家(许雨阶和姚克方)作为助手、每年只教授1门为期3个月的寄生虫学课程、领导北京协和医院的热带医学科等。最后，何博礼同意辞去他在汉堡大学的教授职位，来到协和担任寄生虫学研究组负责人，任职正教授。时至今日，在汉堡大学教授名录中，依然能查到何博礼的名字。
2.2 潜心协和象牙塔
1930年1月，何博礼来到协和任职，全面负责寄生虫学研究组的工作。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何博礼领导的协和寄生虫学研究组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病学研究与教学中心之一，并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8]，直至1941年12月协和被入侵的日军占领并关闭。
2.2.1 何博礼现象
福斯特在协和工作时的研究重点是寄生虫的生物学，而临床医学出身的何博礼除重视对病原的研究外，还对宿主的感染反应感兴趣，这也促使他发现了著名的“何博礼现象(Hoeppli Phenomenon)” [9]，即在兔子宿主组织中的日本血吸虫卵成熟后，周围会出现一个嗜酸性晕轮，其特征是在感染性或非感染性病原体周围或附近出现放射状、星状或棍棒状的嗜酸性物质。由于看起来像带了一顶礼帽，因此又称“何博礼冠(Hoeppli Corolla)”。这种现象是一种宿主局部免疫反应，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日本血吸虫产卵量大，在宿主组织内多成簇聚集，急性期的虫卵肉芽肿容易液化而出现嗜酸性脓肿，虫卵周围出现许多浆细胞伴抗原-抗体复合物沉着，从而在虫卵周围形成嗜酸性的放射状棒状体[10]。该现象与1908年Splendore所描述的申克氏孢子丝菌(Sporothrix schenckii)感染引起的孢子丝菌病(sporotrichosis)反应相似，因此，如今多用“Splendore-Hoeppli Phenomenon”这一术语，作为组织学中宿主免疫反应的标志。
2.2.2 重视与临床医师合作
何博礼高度重视与临床医师的合作，尤其是内科，他与李宗恩、许雨阶、冯兰洲、钟惠澜等密切合作，共同调查了狗的黑热病(Kala-azar)发生情况并对发病模式进行研究。其在黑热病造成的狗皮肤损伤组织病理切片中观察到大量利杜氏小体，证实狗是人类感染黑热病的重要传染源[11]，这促使人们认识到，只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宿主问题，才能控制人类黑热病传播。
此外，华支睾吸虫(Clonorchis sinensis)被认为是中国肝癌高发的原因之一，何博礼与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胡正详合作，在检查大量华支睾吸虫病患者的肝脏组织切片后，并未发现华支睾吸虫病与肝癌之间的联系[12]。但何博礼指出，在肝片吸虫(Fasciola hepatica)和猫后睾吸虫(Opisthorchis felineus)流行的地区，肝脏原发肿瘤的发病率较高，日本血吸虫(Schistosoma japonicum)和曼氏血吸虫(S.mansoni)感染也会促使肝癌发生[13]。
2.2.3 线虫分类学研究
何博礼的线虫分类学研究功底非常深厚，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就命名过多种自由生活线虫。在协和工作期间，他更多开展了蛔虫类线虫等动物寄生线虫的分类学研究，例如对蝮蛇体内的洞穴蛇蛔虫(Ophidascaris excavata Hsü & Hoeppli, 1931年)、染病海豚体内的阿氏异尖线虫(Anisakis alexandri Hsü & Hoeppli, 1933年)以及江豚听觉器官的听囊伪直尾线虫(Pseudostenurus auditivus Hsü & Hoeppli, 1933年)进行了细致描述，这些工作均是与徐锡藩合作完成 [14-15]。
2.2.4 寄生虫病医学史
何博礼作为藏书爱好者，协和图书馆收藏的大量中医古籍成为他的宝贵财富，在熟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后，他逐渐对寄生虫学的发展有了深入了解，开始关注寄生虫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对中国和早期西方医学中的寄生虫病进行了比较[16]。在协和工作期间，他对这一领域一直保持研究及写作，尽管时断时续。何博礼探索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寄生虫病医学史，这也是他为世界寄生虫学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17-19]。例如，他于195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早期医学和科学中的寄生虫和寄生虫感染》[18]一书中，专门介绍了蠕虫和节肢动物的历史，以及现在所知的由原生动物引发疾病的概念；描述了过去三个世纪因显微镜的发现所带来的现代观念的发展，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对疟疾、痢疾、毒药、虱子和疥疮等重要疾病的看法。该书汇集了医学史和生物科学史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有关寄生虫学历史的大量论文，被评价为科学史上第一本以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同样的水平、细节和严肃性来论述中世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贡献的著作[20]，该书先后用英语出版15版之多。
2.3 主持寄生虫学教学
协和的寄生虫学研究在福斯特和何博礼的先后引领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寄生虫学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何博礼主持医学生的寄生虫学课程；另一方面，寄生虫学研究组还承担了大量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任务。据统计，1920—1950年，寄生虫学研究组培养研究生和进修生共192名，其中125名来自中国，41名来自美国，其余则来自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国家[21]。而何博礼因精通汉语，还主持了一部分用中文授课的课程以及科普工作。这些继续教育课程对于寄生虫学在中国的普及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何博礼还曾担任协和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致力于维护图书馆的高效又利用，使师生及员工受益无穷[22]。
然而，协和的象牙塔却在一夜之间崩塌，日军侵占协和后，尽管何博礼是受影响几乎最小的外籍教授，但他的学术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2.4 外交贡献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对美国宣战后，协和很快被日军强行占领并关闭，何博礼凭借其中立国瑞士公民的身份未被剥夺自由，他以瑞士领事的身份为协和、也为陷入困境的协和员工作出了许多外交努力。
1942—1946年，在担任瑞士驻北京总领事代表期间，他一方面为协和的利益努力奔走，另一方面还为在华外籍人士尽可能提供服务和帮助。对于习惯与学者、学生们打交道的何博礼来说，他不仅要努力适应外交官的新角色，还要经常与荷枪实弹的日军进行交涉；而面对在华外籍人士的各种要求，何博礼总是秉持善良仁慈的品质，尽可能帮助他们并认真而干练地履行好外交官的工作职责。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也正是何博礼，找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释放了囚禁中的协和校长胡恒德(Henry Houghton)等人[13, 22]。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博礼依然坚定地留在协和，至1947年协和复校时，成为仅有的3名外籍教授之一，研究机会实际上也很有限。1951年协和被军管后，在协和工作的所有西方人陆续离开了中国，而何博礼教授一直到1952年8月才离开，成为离开协和的最后一名外国人。
3. 总结
何博礼教授在德国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医学训练，接着在汉堡大学获得临床病理学专业的理学博士学位，又在美国接受了线虫分类学的专业训练，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主要职业生涯均在协和度过，为中国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病学贡献颇多。太平洋战争期间何博礼因其瑞士国籍而免于拘禁，同时他以瑞士领事的身份为协和、也为陷入困境的协和员工作出了许多外交努力，并在战后依然留在中国帮助重建协和。1952年离开中国后，何博礼先后在新加坡和利比里亚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以医史学视角分析寄生虫病，独树一帜。因此，何博礼教授既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寄生虫学与热带病学家，又是一位医史学家，还是一位临危受命的出色外交官，即使在星光熠熠的协和，这样的传奇人物也可谓是卓尔不群。
志谢: 感谢洛克菲勒档案馆提供相关档案，感谢陈达维老师、首都医科大学谷晓阳副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姚霏副教授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利益冲突：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姓名 国别 最高职位* 教育背景 协和工作时间(年) Maxwell JP(马士敦) 英国 教授/系主任 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梅奥医学中心和霍普金斯进修 1919—1936 Ford DE 美国 助教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1—1922 Miles LM(麦尔斯) 美国 讲师 芝加哥大学Rush医学院毕业 1922—1926 Eastman NJ(伊斯特曼) 美国 教授/系主任 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4—1929
1933—1935Hoffman PD 美国 助教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3—1925 Loudenslager PE 美国 助教 宾州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6—1927 Gordon K(王国栋) 英国 讲师 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8—1931 Crooks EM 爱尔兰 助教 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毕业 1930—1931 Moris SW 美国 助教 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毕业 1933—1934 Mckelvey JL(麦克韦) 加拿大 教授/系主任 女王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霍普金斯专修妇产科 1934—1938 Whitacre FE(槐达科) 美国 教授/系主任 衣阿华州立大学医学院毕业 1939—1942 *参考《话说老协和》[5]一书中的翻译，协和当时的职位等级为助教(assistant)、讲师(associate)、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襄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教授(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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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最高职位* 毕业院校 出国进修情况 协和工作时间
(年)去向 吴伟德 讲师 伦敦大学医学院 1916—1918年至霍普金斯进修 1919—1923 香港大学 杨崇瑞 荣誉讲师 协和女子医学堂 1925—1926年至霍普金斯进修，同时考察英、法、德、荷等地的公共卫生和助产教育 1926—1942 协和公共卫生科，同时在协和妇产科担任荣誉讲师 王逸慧 助教授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26—1928年至霍普金斯进修 1928—1934 上海医学院 李士伟 讲师 协和 1930—1931年至霍普金斯、纽约产院、麦克吉尔大学进修 1928—1933 南京中央医院 林巧稚 助教授 协和 1932—1933年至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医学院进修，1939年至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 1930—1942 协和复校后返回协和 钟品梅 助教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无 1931—1932 云南大学医学院 周穆英 助教 夏葛医学院 无 1932—1933 上海医科大学 林崧 助教授 协和 1936—1937年至德国基尔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等地进修 1933—1942 天津妇幼保健院、天津医学院 柯应夔 讲师 协和 1940—1941年至纽约癌症纪念医院进修 1935—1942 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 林爱群 助教 协和 1937—1938年至密歇根大学进修 1938—1940 美国 郭泉清 讲师 齐鲁大学医学院 无 1937—1941 上海第二医学院 王鸿文 助教 协和 1941年至霍普金斯进修 1938—1942 重庆中央医院、上海医学院 熊荣超 助教 协和 无 1939—1940 上海国防医学院 曾绵才 助教 上海圣约翰大学 无 1939—1942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田雪萍 助教 上海圣约翰大学 无 1940—1941 南京中央医院 方连瑜 助教 协和 无 1941—1942 不详 俞蔼峰 助教 协和 无 1941—1942 天津医学院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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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nnual Report of the Medic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R]. Pek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 1930—1935.
[31] 马士敦, 钱宝源. 中国的骨质软化病[J]. 齐鲁医刊, 1924, 4: 117-128. [32] Maxwell JP, Miles LM. Osteomalacia in China[J]. Obstet Gynaecol Sect, 1925, 32: 433-473.
[33] Correspondence. Obituary[J]. BMJ, 1961, 2: 590.
[34] 26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edic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R]. Pek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934: 62.
[35] 2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edic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R]. Pek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936: 47.
[36] 中华医学会记事编委会. 中华医学会记事1915—2010[R]. 中华医学会, 20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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