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方创现代医学儿科: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的早期发展(1922—1942)

谷晓阳, 马明圣, 宋红梅

谷晓阳, 马明圣, 宋红梅. 于东方创现代医学儿科: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的早期发展(1922—1942)[J]. 协和医学杂志, 2022, 13(3): 517-524. DOI: 10.12290/xhyxzz.2021-0664
引用本文: 谷晓阳, 马明圣, 宋红梅. 于东方创现代医学儿科: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的早期发展(1922—1942)[J]. 协和医学杂志, 2022, 13(3): 517-524. DOI: 10.12290/xhyxzz.2021-0664
GU Xiaoyang, MA Mingsheng, SONG Hongmei. Locating Biomedicin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of Pediatric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1922—1942)[J]. Medical Journa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022, 13(3): 517-524. DOI: 10.12290/xhyxzz.2021-0664
Citation: GU Xiaoyang, MA Mingsheng, SONG Hongmei. Locating Biomedicin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of Pediatric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1922—1942)[J]. Medical Journa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022, 13(3): 517-524. DOI: 10.12290/xhyxzz.2021-0664

于东方创现代医学儿科: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的早期发展(1922—1942)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1LSA001

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年教师培养项目 2015zlgc0717

首都医科大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 2021JYZ011

详细信息
    通讯作者:

    马明圣, E-mail:mamingsheng@pumch.cn

  • 中图分类号: R-09

Locating Biomedicin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of Pediatric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1922—1942)

Funds: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Beijing 21LSA001

Young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015zlgc0717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ogram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021JYZ011

More Information
  • 摘要: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是我国现代儿科发源地之一, 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儿科学家, 在我国现代儿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研究参考北京协和医院年报、人事档案, 结合医学论文、回忆录等一手史料及现有研究中的二手史料, 追溯并梳理了北京协和医院儿科的早期发展史, 旨在深入挖掘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 丰富我国儿科史研究, 并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医学与社会发展史。
    Abstract: The division of pediatric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PUMCH)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modern pediatrics in China. Many excellent pediatricians have studied and worked ther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ediatrics in China. This study traced the history of pediatrics in PUMCH, using the annual reports and personnel files as main source materials.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medical theses, memoirs, and second-hand materials were also studi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PUMCH,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ediatrics in China,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nd the society of modern China.
  • 高血压(hypertension,HT)通过增加主动脉管壁张力和促使组织结构退化而诱发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其与AD呈正相关且存在分级关联现象,在一般人群中收缩压每升高20 mm Hg(1 mm Hg=0.133 kPa),舒张压每升高10 mm Hg,AD相关死亡风险加倍[1-2]。HT诱发AD的机制具有独立性,与其他危险因素无关,因此AD也是高血压急症之一[3-5]。另一方面,持续的HT将增加主动脉相关死亡风险,是AD预后的显著影响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可控因素,AD后血压管理可降低AD复发率及死亡率[1, 6],因此控制HT是AD治疗的重要目标和手段。本文主要就AD对血压的影响、AD后血压管理的意义及方式进行综述,以期为AD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

    主动脉内膜撕裂形成的AD根据破裂口所在部位及累及范围分为Stanford A型、B型,DebakeyⅠ~Ⅲ型等不同类型,AD发生后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机体的血压调节。约75%~80%的急性主动脉夹层(acute aortic dissection,AAD)患者存在HT,其中Stanford B型AAD患者较A型发生HT的比例更高(80.9%比74.4%,P<0.001)[7]。在使用≥3种降压药物(包括利尿剂)后,收缩压仍不能得到良好控制者被定义为顽固性高血压(又称抵抗性高血压/耐药性高血压,resistant hypertension,RHT),而使用降压药物≥5种者为难治性高血压(refractory hypertension,RfHT),但目前这两种概念仍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1, 8]。研究表明,一般高血压患者RHT患病率约为16%[9],而AD患者中比例更高,约64%的AAD患者发生RHT,甚至部分患者在AD发病前血压正常[10]。Eggebrecht等[3]研究发现,即使在长期随访的慢性AD患者中,RHT患病率仍为40%。Koracevic等[11-12]也认为大多数AD患者存在RHT且控制不佳。虽受用药方案、诊断标准等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但从临床实践及显著的数据差异可以推断AD发病对血压有较大影响。

    虽然AD间接影响血压的机制尚不明确,但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显示,AD常累及肾动脉[13]。肾灌注受损会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进而间接影响血压。而CTA无法评估动态肾灌注受损情况,以及肾动脉旁内膜瓣运动对肾灌注产生的可能影响[14]。采用肾动脉造影对161例AD患者肾灌注情况进行评估发现,83%的AD患者存在肾灌注不良,而采用CTA评估肾灌注不良的灵敏度、特异度仅为65%、58%[15]。因此,仅采用CTA检查存在低估肾灌注受损以及对远期血压的影响问题。此外,国内外研究表明,近半数AD患者伴有精神障碍,约1/5的A型AD患者伴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其中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患病率更高[16-17],这会导致内分泌和器官功能障碍,并可能诱发AD后的交感神经激活,从而引起HT及RHT[18]。动物实验表明,在心理应激状态下大鼠的肾上腺结构和功能会发生改变[19]。虽然目前研究证据尚不充分,但可推测AD能够通过心理-神经内分泌途径间接影响患者血压。此外,Reed等[20]研究发现,部分AD患者发病前的血压控制较好甚至正常,但患病后HT严重程度增加,因此认为主动脉剥离过程对血压的调节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阐明AD间接影响血压的病理机制,如血流动力学、神经内分泌等诸多因素。

    Nienaber等[6]在一项全球性研究中发现,血压与A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正相关,若能将收缩压降至120 mm Hg以下,理论上可将AD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50%以上。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HT是导致AAD患者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收缩压和舒张压在病情平稳(低破裂风险且无分支灌注障碍)患者的一级预防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1]。Kimura等[22]对1001例Stanford A型AD患者的病因与远期预后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以单纯HT为病因者占比71.13%(712/1001)。亚组分析显示,以单纯HT为病因者在年龄>45岁和≤45岁组的占比均较高,分别为71.70%(651/908)、65.60%(61/93)。即使在非HT病因组也有较高比例的患者合并HT(17%~64%),年轻急性Stanford A型AD患者的主要病因仍为HT,且术后10年长期生存率较其他病因组更低。HT的发病率极高,而AD的发病率相对较低,因此AD并非HT人群的必然转归,HT也非AD的单一危险因素。然而,HT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和靶器官损害的风险,是AD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控制HT是AD治疗的重要目标和手段,也是最易控制的致病因素[23]。同时识别并评估其他致病因素,将更有助于准确判断AD患者的预后。

    血压一段时期内的波动性变化趋势称为血压变异性(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BPV),常用收缩压的标准差来量化。Song等[24]研究认为,对于Stanford B型AAD患者而言,BPV的诊治价值高于HT,同时也是影响AD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Zhang等[25]研究发现,无论HT控制如何,高BPV会显著影响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R)后假腔血栓化并增加AD患者主动脉相关死亡率(28.4%比9.1%, P=0.001),且在RHT和非RHT亚组分析中均发现,高BPV会导致更高的主动脉相关死亡率(41.4%比14.3%,P=0.023;20.0%比7.0%,P=0.037)。虽然BPV与心血管疾病相关,但其难以被准确检测和比较,这也导致血压管理中的BPV重视不足或其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近年来,无袖带可穿戴血压监测技术的应用可获取目标群体自然状态下血压的连续变化情况,有望解决上述难题[26],并为后期BPV与AD的相关性研究奠定基础。

    一般来说,HT会使动脉壁的弹力纤维受损,分子修复机制下调。而降低血压的脉压(即血管内张力)可保护动脉弹力纤维,维持动脉壁稳定。因此,对于任何年龄段或是否存在动脉性疾病的HT患者而言,有效平稳的血压管理均非常重要[27]。就AD患者而言,相当一部分患者在行腔内或开放手术治疗后仍残留部分夹层,主动脉也存在更多的薄弱区,此类人群的血压管理更加重要。AD后的血压应控制在最低可耐受范围,且不增加脑梗死、心肌梗死等缺血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病率,然而对于伴有RHT和RfHT患者而言,这一目标较难实现[28]

    血压管理的基础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健康的饮食习惯、体质量控制、戒烟、避免酗酒、有氧运动等)[1-2, 29-30]。一项针对53 397例HT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健康生活方式组罹患心脏代谢性疾病的风险较不健康生活方式组降低41%,特定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发病率降低32%~50%,其中不吸烟最为重要,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也最强[31]。此外,调整生活方式对RHT也有良好的控制作用,Blumenthal等[32]研究发现,坚持4个月的饮食调节和运动可显著降低RHT患者的临床和动态血压,且心血管疾病相关指标均得到改善。

    对于成人和青少年而言,肥胖(特别是腹型肥胖)易导致HT,减重并坚持采用终止高血压膳食疗法(坚持食用水果蔬菜、动植物优质蛋白及低糖、低脂、低盐的饮食方式)有助于控制血压[33]。此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与肥胖密切相关,而肥胖和OSAS均是RHT的独立危险因素[1-2]。OSAS导致的缺氧与HT及AD等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34],而由OSAS引起的一系列疾病(包括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跃、心率变异性升高、血压升高、心肌壁应激、氧化应激、全身炎症、血小板聚集和血管内皮功能受损等)与心血管和神经体液等复杂病理机制有关,由此进展为长期且严重的HT甚至RHT,是AD等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和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AD患者的长期血压管理效果[35]。坚持使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 虽可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改善心血管疾病相关指标(证据水平A),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证据水平B)[36],但无法改善OSAS患者的肥胖问题,只有通过减重才能减少OSAS患者HT、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证据水平C)。

    Iida等[37]研究认为,老年人的食盐摄入量和体质量主要影响收缩压,减少食盐摄入可增强RAAS抑制剂的降压效果[38]。如摄入富含钾、镁的蔬菜水果则有利于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1, 39]。此外,饮酒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较为复杂,长期饮酒会引起血压升高或减弱血压管理效果、干扰交感神经功能、通过多种机制间接损伤血管内皮[40],上述生活方式均需引起AD患者的重视。

    对于AD患者而言,长期规律使用降压药物,将血压降至最低可耐受水平极为重要。除指南推荐用于治疗HT的一线药物噻嗪类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ARBs)和钙通道阻滞剂(calcium channel blockers,CCBs)外[1],β受体阻滞剂也可用于AD治疗,该类药物能降低AD患者主动脉壁的剪切应力,改善远期生存率[41-42]。上述治疗药物除通过血压相关因素改善AD预后外,也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影响AD发病与进展[3, 43]。Tehrani等[44]研究表明,低于降压治疗剂量的缬沙坦可显著减缓马凡综合征患者主动脉根部的扩张,但目前尚无研究证实与β受体阻滞剂相比,ARBs治疗AD效果更好[45]。β受体阻滞剂与ACEI的联合治疗可对交感神经系统和RAAS发挥互补性作用,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并改善预后[46]。由于RAAS对血压调控、心血管重塑及肾功能调节的作用机制复杂,除经典的RAAS拮抗剂ARBs和ACEI外,针对该系统其他成分及其受体作为治疗靶点的药物研究也取得了诸多进展,或可为AD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以氢氯噻嗪为代表的利尿剂是治疗RHT、RfHT的常规药物,而螺内酯除作为利尿剂外,也在RHT治疗中发挥拮抗盐皮质激素受体这一重要作用[47-48]

    然而,多数患者采用单药治疗无法达到降压目的,需进行多药联合治疗,但这一方式会导致患者依从性降低[28, 49-50],这也是目前慢病防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据统计,HT患者1年内服用多种降压药的依从率仅为50%[51],而AD患者因随访率较高,降压治疗依从性稍好,其在7.1年中位随访期内的降压治疗依从率可达64%[42],Stanford B型AD患者既往接受手术治疗也可显著提高其降压治疗依从率[52]。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识,采用个体化指导是提高依从性的有效方法。此外,通过简化给药方案、优化剂型,也能明显提高患者依从性[1, 46]

    Usai等[53]研究发现,在RHT和非RHT患者中,Stanford B型AD患者在行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显著降低,分析原因可能是支架植入能显著改善主动脉分支的管腔重塑,对于真腔供血分支的改善尤为明显。这将明显改善包括肾脏在内的脏器与肢体的血流灌注,从而有助于降低血压[54]

    Wang等[55]对1353例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减重术可显著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对年龄>45岁、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40 kg/m2的非重度肥胖、腰围<115 cm的患者降压效果较好。这一方式也可降低运动相关高血压(exercise-induced hypertension,EIH),尤其适用于部分女性患者,无论术前是否患有高血压,肥胖患者减重术后2周平均动脉压均有所降低[56-57]

    OSAS作为HT和RHT的致病因素之一,与其相关的鼻/喉科手术对血压管理也有一定作用。112例OSAS合并HT患者在行OSAS相关手术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显著降低[(146±15.3)mm Hg降至(122± 12.5)mm Hg;(91±10.2)mm Hg降至(76±7.8)mm Hg],其中51.8% 的患者术后不再需要口服降压药[58]。Lim等[59]认为,应将能否降低HT相关事件作为评价此类手术成败的标准。虽然OSAS相关手术对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有一定作用,但相关临床指南认为目前尚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文献支持,仅作为D级推荐[36]

    肾交感神经消融术(renal sympathetic denervation,RSD) 用于治疗RHT,通过降低肾交感神经及中枢交感神经活性来降低血压[60-62]。由于AD患者的预后更多依赖于对术后血压的有效管理,RSD可使AD合并RHT的患者从中获益[63]。Divchev等[64]对6例DebakeyⅢB型AD伴严重RHT患者采用RSD治疗,降压效果较好且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另有研究表明,RSD不仅可降低静息血压,也可降低运动或环境压力相关HT,且不影响血压昼夜曲线,这对于AD合并RHT的年轻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及改善预后更具积极意义[65-66]。此外,RSD还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67]。但RSD治疗效果不稳定[68],目前仍不能作为HT治疗的常规手段,仅用于对血压管理需求更为迫切的患者群体。

    近年来,以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及其特异性受体(angiotensin type 1 receptor, AT1R)、β-肾上腺素能受体、α1-D肾上腺素受体等为靶点的肽类疫苗受到广泛关注[47, 69-70]。动物实验表明,该类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应答率,能降低大鼠及小鼠的血压,并可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和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变、减轻血管壁炎症和巨噬细胞浸润等非降压机制保护心血管、肾脏等靶器官[71-72]。此外,用于治疗肥胖和高脂血症的疫苗及巨噬细胞疫苗等也可能通过降压和心血管保护机制对部分AD患者的治疗和血压管理发挥积极作用[73-75],未来有望用于AD治疗。

    对于AD患者而言,仅通过服用降压药物很难达到理想的血压目标,且治疗中还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并升高BPV,因此宜采用包括调整生活方式、手术、心理干预在内的综合管理措施以减少用药种类和剂量,改善患者的BPV和用药依从性,从而使得血压管理更加平稳有效。除经典的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手术外,密网支架、带孔覆膜支架等不同类型移植物应用于主动脉分支区可进一步纠正AD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并为长期血压管理带来积极影响。此外,随着RSD理论、技术和器械的不断完善,其在AD后HT治疗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未来随着对新的降压靶点和疫苗研究的不断深入,AD群体血压管理将有更多治疗选择。

    志谢: 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宣传处傅谭娉、北京协和医院档案中心在本文史料收集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作者贡献:谷晓阳负责查阅史料、撰写初稿;马明圣负责查阅史料及修订文章;宋红梅负责审阅及修订文章。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图  1   1923—1940年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门诊就诊人数(根据北京协和医院年报绘制)

    表  1   诸福堂儿科受训经历简表

    年份(年) 职位 儿科教育及培训经历
    1924 三年级医学本科生 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课程学习,每周9学时每月参加儿科讲座1次(时任儿科教授霍尔特) 萌生专攻儿科的想法
    1925 四年级医学本科生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见习,每周15学时
    1926 五年级医学本科生 北京协和医院各科轮转实习(包括儿科)
    1927—1929⑤ 助理住院医师 1927年毕业,获优秀毕业生之“文海奖”北京协和医院儿科24 h驻院工作,参与科研工作
    1930 助教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参与临床和科研工作在时任儿科主任魏吉离院期间承担了儿科大量临床工作,得到魏吉的高度赞赏
    1931—1933 访问学者,住院医师 赴哈佛医学院儿科、波士顿儿童医院进修,参与临床工作,参与实验室研究留学期间及回国途中访问了欧美许多重要的儿科研究机构及临床医疗机构
    1933—1936 讲师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教学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点评,“他在本部门的儿科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
    1936—1942 副教授(1936—1938),襄教授(1938—1942),儿科主任 主持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儿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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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刊类型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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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1-09-21
  • 录用日期:  2021-10-31
  •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1-12
  • 刊出日期:  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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