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形象地表明，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自己则是“第二小提琴手”，这一自我评价反而使得一些人未能正确认识到他的理论功绩。他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时，只是把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一个“助手”“注释者”而已，认为恩格斯在与马克思正式合作前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等新世界观缺乏独立的见解，由此抹去了青年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然而，可靠的历史结论来源于对历史事实的具体研究，要复归青年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过程中的地位，则要深入解读恩格斯的文本。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①。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②，接着“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③。而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进程中，从物质利益与思想原则的矛盾，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再到对工业革命的深刻认识，构成了青年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方法的形成路径。这一路径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思想与基本方法的雏形，《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深刻而全面地“综述”了这一路径。

在该书中，青年恩格斯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在英国旅居期间所获得的思想成果，深入工业革命历史，阐明了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并透过英国工人的贫困现象阐释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力图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如奥古斯特·科尔纽所言：“这本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被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以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一种惊人的果敢从它的经济发展中系统地推断出来。”^④尽管该书还未开始使用一些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主要使用“物质利益”“思想原则”“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等概念，在论述过程中仍残留有黑格尔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但其“胚胎性质”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并不能遮蔽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已初步形成的事实。本文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分析恩格斯如何通过英国工人的贫困现象发掘其背后的根源并找到解决的方案，在理论上探究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及其对唯物史观的贡献，进而客观地呈现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功绩。这不仅是中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的重大转变——后扶贫时代筑牢返贫防线、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需要，还是中国转轨相对贫困治理、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蓝图的理论需要。

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的出场理路

19世纪的欧洲呈现出双重矛盾交织的社会图景。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的对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指向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古典与现代、衰败与新生迅速更新迭代，困境与希望、覆灭与复兴反复猛烈激荡，一切都在曲折中跃进。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历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进步思潮的熏染、实践活动的展开，进而在对理论与现实的不断反思中，构建着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   从虔诚主义到自由哲学原则

恩格斯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一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工厂主家庭，父亲的虔诚主义教育、母亲的文学艺术熏陶、外祖父的历史典故启迪，都为恩格斯批判思维和善良品质的塑造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转入爱北斐特市立中学读书时，自由主义学风潜移默化地使恩格斯萌生了对宗教的怀疑。此外，家乡伍珀河谷随处可见的穷苦人民的艰辛生活与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生活形成鲜明反差，直击恩格斯的宗教情感，加之工人反对工厂主的自由民主斗争，都促使恩格斯重新思考宗教信仰的真实性。^⑤之后恩格斯到不来梅学习经商，其间坚持广泛阅读，参与了“青年德意志”运动，还受到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影响。他认为：“在神学的发展过程中，虔诚主义过去大概是一种历史的合理的因素；它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它过时了，现在也不应该拒不让位于思辨神学。”^⑥显然，此时的恩格斯已经开始摆脱虔诚主义宗教的思想束缚了。

恩格斯在其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伍珀河谷来信》中，通过大量调研而来的材料戳穿了工厂制度受到虔诚主义宗教袒护的秘密，并将工人的悲惨生活同虔诚主义对工厂工人的欺骗联系起来。恩格斯在文中指出，如果厂主们没有把工厂搞得一团糟，神秘主义没有像现在这般盛行，就不会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底层阶级尤其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极度贫困之中。^⑦而恩格斯真正摒弃虔诚主义思想并转向青年黑格尔思想，是在柏林服役期间，他深受柏林大学哲学课程的启发，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探索之旅，成为一名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牢牢把握住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抨击了谢林的神秘主义启示哲学，坚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哲学内涵。此时恩格斯的哲学思维是基于自由哲学原则来分析和揭露实际生活中的冲突与矛盾。他在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过程中表明德意志精神和自由哲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和人类生活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力量，所以无需在非理性面前为自身辩护。

早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便已开始借助自由原则对实际生活中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所呈现的矛盾现象予以分析，并在批判谢林启示哲学的过程中坚定了自由原则的信念。之后他去往英国，初到英国时依旧沿用自由原则与现实批判二元架构的思考方法开启对英国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在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前，恩格斯还未提出如何能通过批判客观现实存在的矛盾来争取真正的自由等新观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二元方法论架构的思考方式，使得恩格斯在揭露英国工人贫困问题的过程中持续向唯物史观靠近，直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恩格斯在幼年时期信奉虔诚主义，在青年时期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并在批判谢林启示哲学的过程中阐明了自己所理解的自由哲学的意涵。这个过程为后续恩格斯在物质利益问题上摆脱唯心主义窠臼，向唯物主义走出关键一步，进而意识到英国工人的贫困状况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从工业革命到无产阶级觉醒

恩格斯研究了技术革命如何推动工业革命的发展。技术革新推动了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家庭小生产和手工工场向以机器为主体的大工业的过渡。在对工业革命历史和无产阶级形成的研究过程中，恩格斯首次对新世界观理论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予以阐发。他深入了一个普遍不被德国哲学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不仅发现技术革新和生产发展奠定了整个社会其他领域变迁和发展的基石，即人类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为前提的，还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历史使命。

现代市民社会中一切的社会差别都被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工业革命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一个崭新的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对工人而言，由于机器的不断改进和资本家的盘剥、排挤，其陷入失业、贫困的灾难境地成为必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促使市场急剧扩张、生产迅速扩大，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大部分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靠贱卖自己的劳动力勉强度日，一旦失业则面临饥饿与死亡。霍布斯鲍姆就曾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核心观点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一种集中和两极分化的大规模过程，其趋势是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创造一个数量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一个数量越来越少而财富却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阶级”^⑧。诚然，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超资产阶级的工业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经历了一个由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人自发分散的“卢德运动”——攻击生产工具本身，到团结联合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提出政治主张，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历史舞台上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业革命越是发展，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越发贫困，在此过程中他们的阶级意识被唤醒，加之与生俱来的战斗潜力，使他们最终能够发展为社会历史上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恩格斯深刻揭示了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的增长不仅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还是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性质变革的前提。关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的现状：“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经走得这样远。”^⑨他认为工业革命破坏了一切传统的关系，引发了社会生活包括观念形态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因此，对于恩格斯而言，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斗争的发展，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其本质上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性质等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三   从贫困现象到反贫困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⑩恩格斯从工业革命的生产力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矛盾性视角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并指出这种对立关系的结果表现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种客观现实，资产阶级主流思想家往往对此保持缄默，所以重点不是看到而是如何解释和解决这种现实问题。

恩格斯具体阐明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抛开人性论维度，从社会历史观视角分析了资产阶级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现实特点，以及无产阶级不愿也无法再被继续统治下去的革命性。这种认识是恩格斯在英国期间逐渐形成的，彼时他研读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对英法的政治经济学有了初步系统的认识，对卢梭、霍尔巴赫和伏尔泰等法国启蒙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也有了深入的感悟，同时广泛研究了卡贝、魏特林、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公开支持无产阶级，拥护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参加他们的集会。他实地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了解英国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利益和英国历史的同时，结合英国政府和议会发布的资料，深入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健康、教育和道德等方面的贫困表现。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前沿学科的研究，以及对英、法、德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党派的分析比较，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哲学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为其反贫困思想研究的特定路向和理论飞跃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恩格斯在实际调研与理论学习的密切交融中，开始注重对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发现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和阶级斗争对英国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后来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阐明的：“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⑪恩格斯在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不仅是机器大工业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还有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和资本家的穷奢极欲。此前人们大多停留于从唯心主义或直观唯物主义的角度探究工人贫困这一普遍的现象，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则从社会历史观的视角剖析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其结果，阐释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贫困状况及其背后的根源，指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及其斗争的必然性。

二.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的逻辑进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阐明了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贫困的生活状况，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如何导致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以及如何解决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问题。可见，恩格斯所关注的无产阶级并非穷人或劳动阶级，而是整个英国市民社会关系中与英国资产阶级处于对立关系的阶级。这一基本前提为恩格斯从社会历史观视角深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现象、贫困根源和未来出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一   “穷人的巴士底狱”

虽然“穷人的巴士底狱”是救济贫民的习艺所，但实际上却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⑫。而对于那些没有住进习艺所的贫苦人民来说，何尝不是处于一个开放式的“穷人的巴士底狱”中呢？他们同处于困窘的境遇，只不过受苦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是涵盖英国工人运动在内的当代所有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刚到英国不久的恩格斯将工人的贫困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与英国可能发生的革命是否有所联系，并在《国内危机》中阐明英国工业发展造成了不断增长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大规模的商业危机使得整个阶级都挨饿，从而使得工人不得不进行革命反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则探讨了竞争关系条件下工人因生产过剩而挨饿，从而使得消灭私有制成为必然。恩格斯在评论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时，对于卡莱尔在文中刻画的英国社会财富丰盈却饿殍无数的现象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必须把历史的内容交还给历史，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答案。《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进一步加深了对工人贫困现象的社会历史性分析，开始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现象置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层面加以剖析。恩格斯在该书中明确指出：“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⑬

经过这一思想变化过程，恩格斯对工人的贫困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第一，工人的贫困不应该只被界定为一种既定的经济现象，它还是工业革命背景下市民社会关系变革过程的结果，工人的贫困反映的是工人所处的市民社会中各种关系的矛盾，所以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第二，英国工人的贫困问题是带有社会历史性前提的，社会历史过程视域下的工人贫困现象是以阶级为中介表现出来的，所以工人的贫困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是随着英国市民社会发展而不断恶化的那种贫困；第三，英国工人阶级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不断被固化而无法脱离出来或实现阶级跃升，所以他们的阶级命运也得不到改变，唯有爆发革命。在深入地分析英国工人贫困现实的社会历史性本质后，恩格斯全面阐释了工人阶级贫困的物质生活状况，并由此推至工人阶级悲惨的精神生活状况。

在当时贫困的物质生活状况下，英国工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首先，大城市恶劣的居住条件影响了工人的健康状况。城市工人居住空间规划不合理，建筑杂乱无章且妨碍通风，工人们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有害臭气也无法散出；同时公共设施稀少且不完善，人们只能随意堆积废弃物，河流也被严重污染，疾病的毒气流无处不在。这样肮脏的环境自然成为工人百病丛生的根源。其次，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得工人不得不沉溺于酗酒。“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⑭，烧酒几乎成为工人唯一的快乐源泉。虽然在喝醉后能暂时遗忘贫困和压迫，但这促使工人肺部与胃部的疾病发作、助长了伤寒的蔓延，接着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的假药假剂又增加了工人肉体上的痛苦。最后，极差的饮食条件摧毁着工人阶级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生命。工人不仅经常挨饿，而且吃的一般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和孩子准备合适的食物。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⑮。当时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食鸦片。恶劣的生活环境、糟糕的饮食等等，导致孩子们罹患各种消化器官病，工人阶级的幼儿死亡率很高。大批工人的孩子遭受如此贫困与羸弱的命运，以至于恩格斯感叹道：“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⑯

除了对工人身体状况的考察，恩格斯还关心工人的精神智力状况，主要体现为工人教育的匮乏和愚昧无知。工人可选择的日校不多，且只有少数人拥有学习资格，其中教师大多是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被市场淘汰的人，大多缺乏必要的道德品质与基础知识。此外，各宗教教派成立了学校，目的在于宣传教派教义并保留住教徒成员的孩子。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从小便被灌输了“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⑰。因此，教师、夜校、主日学根本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甚至有的只是被塞满了各种晦涩难懂的神学教条。但恩格斯看到了工人本身在贫困状况中所习得的能力。工人所遭遇的现实磨难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教育”，为穷困的工人清除了宗教教条的桎梏，引领工人走向民族运动的前列，即恩格斯所说的“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⑱。对于没有任何资产的人而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法律原则毫无意义，穷困使得他们在饿死、自杀和犯罪(比如偷窃)之间进行抉择，如果讲道德不愿去偷，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⑲此外，由于工人自身的局限，其无法发觉贫困来源、自身潜力与反贫困出路，面对贫困只能选择饿死、自杀、犯罪、纵欲享乐等方法和手段。恩格斯肯定了工人内在的巨大潜力，他发现工人与资本家间的冲突越是激烈，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则越发展，越能意识到自己具有先进有意志的政治观念与阶级本性。而且人口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工人的觉醒，工人能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联合便能产生力量的阶级，并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压迫地位。

恩格斯基于英国工人阶级非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深入分析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状况。工人的整个物质生活条件或物质生活环境导致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状况的堕落，而且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冲突的现实状况越激烈，无产阶级意识就越发展。这都表明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这一思想也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与理论支撑。然而，恩格斯并未单纯停留于对英国工人贫困现象的具体阐述，而是基于社会历史观的视角，深入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状况背后的根源与解决路径。

二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译作“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源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他认为，在早期社会人的自然状态下，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所有人都有绝对的自由。由于人类的天性和自然资源有限的事实，人类处在一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与人之间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而形成集体意志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国家。^⑳恩格斯主要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形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状态。他曾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描绘了“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㉑的情景；又在同时期撰写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提到英国工人普遍孤立，一切生活关系混乱不堪，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㉒这一思想后来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竞争”章节中得到了深化，演变为“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㉓。基于竞争这一线索能清晰地看到青年恩格斯如何认识英国工人的贫困现象，以及如何运用初步建构起来的唯物史观视角来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根源。

无产阶级以绝对劣势处于竞争的边缘。无论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还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竞争，从中获利的始终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资产者，背后支撑着这一不公平竞争从而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命运的便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㉔。因此，无产阶级贫困命运的根源不应只是被归咎于某种具体的不恰当的制度形式，还要从市民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中去寻找，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基于工业革命的英国市民社会变革的产物，或者说是社会关系变革过程的结果，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制度危机。正是如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只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不断被固化。英国市民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一直不变，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命运就不可能得到改变。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革命，贫困境况不仅使英国工人逐渐意识到自身蕴含的革命力量，还不断塑造着他们坚强的社会性格和先进的革命精神。

但对于初到英国的恩格斯而言，他虽然关注到了工人的贫困，并将其与英国可能发生的革命相联系，却并未能对工人的贫困根源达至更深层面的理解。直至写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他从商业视角看到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一切交往关系都融合在商业交换关系中，并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所有制联系起来，构建起对私有制的理论批判，进而分析了竞争条件下工人生产过剩导致贫困和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恩格斯主要从两条路径批判私有制，一是从私有制特性方面指出私有制必然引发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与斗争，但“这种分开与我们考察过的土地同资本和劳动分开一样，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㉕。二是基于私有制的竞争关系视角考察资本之间、劳动之间、土地占有者之间的自由竞争的不道德性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论证了财富过剩、生产力和竞争关系的矛盾性等。因为这个时期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国民经济学是以自由竞争为理论前提的，所以他将对竞争关系的批判作为私有制批判的重要任务。此时恩格斯还未把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批判放在整个私有制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中，因而最多只能看到竞争关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竞争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若把这两条路径结合起来，恩格斯的私有制批判理论将会更进一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实现了这二者的结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私有制批判的思路相对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理论上又进一步向前推进了，从之前的社会生产能力与不道德竞争关系的矛盾性思考，发展为通过工业革命发展及其推动市民社会关系变革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同在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从劳动与资本的割裂以及劳动者之间相互竞争的角度来谈论英国工人阶级作为劳动阶级所处的贫困状态。不仅如此，他还将其上升到英国市民社会变革的层面，关注劳动与资本间的特定交换关系(这种关系是英国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进而发现工人贫困现象体现了英国市民社会或英国社会关系的矛盾性。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不仅从政治学的角度，还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背景或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理解消灭竞争，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扫除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社会历史运动。只有将经济学层面的竞争关系和政治学层面的阶级斗争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中进行解读，也就是要从历史观视域考察竞争与劳资斗争，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并不是竞争关系。竞争关系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表现形式而已，竞争关系的特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不仅要认识到竞争关系的不道德性，还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角度予以分析。

然而，当时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承认赤贫现象的存在，现实中的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无法回避工人的贫困现实，但也只是将其视为某些不得当的具体政治措施产生的结果。就像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辉格党与托利党将工人的赤贫原因互相归咎于对方，前者认为大地产的垄断和禁止谷物输入的立法导致了工人的赤贫，后者则认为赤贫现象是由自由主义、竞争和过度发展的工厂制度造成的。他们都没有从一般的政治中寻找原因，只从与自己对立的党的政治中找原因，当然也不会想到社会改革。^㉖当时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从市民社会关系内在矛盾性的高度提出了对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但提出的革命方案缺乏社会历史的发展视角。比如，约翰·勃雷认为工人贫困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行程，并且要一下子将数千年来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一扫而光”^㉗。他只看到工人贫困是由错误制度导致的，而未意识到它是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所以才认为能一下子将数千年的弊害一扫而光。

三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和地位而采取反抗斗争的号召，而工人阶级的反抗形式是经历了不同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恩格斯结合工业发展历程阐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表明英国工人运动的表现形式与工业发展程度是相对应的。显然恩格斯并未局限于政治斗争本身，还从社会历史观视角解析政治斗争的历史前提、发展规律、表现形式等。这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指摘私有制，却不过是将工人运动视为一种剥离于现实社会历史过程的孤立的政治运动，他们在解读方法上始终带着抽象人性论与经验论共存的二元方法论逻辑，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性视角。

工人在工业发展后不久便有了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最初的反抗形式是“最原始最不自觉的”，工人通过犯罪与暴力撕开资本家的伪善面具。穷困使工人摆脱了尊重私有财产的信仰，正如恩格斯所言：“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㉘的确如此，工人的偷窃行为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抗，然而“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㉙。这种犯罪的反抗方式大多是单枪匹马开场，而以被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力量吞噬告终。此外，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还通过砸碎机器和捣毁工厂，用暴力反抗机器的使用。要知道，当时很少有人把工人的犯罪与暴力行为当作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形式，正是由于恩格斯从工业发展与市民社会变革的社会历史思路出发，才会将这种犯罪与暴力行为当作一种对当时市民社会关系的反抗。但工人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其孤立性、反抗范围的局限性、对制度认识的片面性等缺点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昙花一现，因而新的反抗方式成为工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824年，法律撤销了以往禁止工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联结起来的一切法令。先前工会活动的隐秘性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自从工人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工会便很快得到了发展。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工会，工人集体与厂主谈判以保证工资水平，无法谈成则宣布罢工，通过这种方式反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与冷酷待遇具有一定作用。但胜利也只是偶然的，因为工会谈判与罢工都无法改变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经济规律，且有些工会存在工人罢工目的不明确且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工会的力量最终还是会被打败，工人便只能重新屈服于贫穷的现实，戴上资产阶级的锁链。恩格斯认为，对于亲身体验到穷困的工人来说，罢工需要有比暴动更大的勇气与决心。^㉚虽然罢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㉛，恩格斯洞悉到了这种反抗方式的分散性、孤立性缺点。即便这种工人斗争的方式走向了普遍化，工人实际上仍未达到自觉的状态。

在恩格斯看来，英国工人阶级要反抗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某个方面，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反抗主体也不是某个地域的零散工人，而是整个工人阶级。恩格斯所理解的工人阶级是政治学维度和历史观维度上的，通过工人运动化解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工人阶级。恩格斯认为宪章主义是工人自觉的前提，在宪章主义的引领下，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起来抗击资产阶级的法律堡垒，抗击资产阶级的政权。毋庸置疑，资产者承认法律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因为法律本质上就是由资产者缔造并用于保护其自身的利益、巩固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工人逐渐认识到法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于控制工人的工具，所以工人并不相信法律。工人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所以不得不从法律本身出发，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期待制定无产阶级的法律庇护自身。“人民宪章”便是无产阶级提出的法律，宪章主义是工人对抗资产阶级的重要表现。宪章主义最终引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裂，由此发展成为没有混杂任何资产阶级分子的纯粹工人运动。团结自觉的宪章运动进一步推动工人走向“先进有意志”。资产阶级学校里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使人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于是工人自己集资创办学校和阅览室等设施，用以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在无产阶级学校里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不掺杂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智谋，孩子们能接受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而免受资产阶级的说教，工人们在此可以学习和讨论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话题。不仅如此，工人们也研究哲学、政治和诗歌等相关领域，这为工人阶级走向先进有意志的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么，何谓自觉？恩格斯认为工人达到自觉，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以及自己的世界观，是在与所有有产阶级的抗争中推动国家和历史进步的独立的阶级。^㉜这表明工人阶级要达到政治上的自觉。其次，无产阶级还应真正认识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一节中指出：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小资产阶级在竞争中破产最终沦为无产阶级，资本越来越向少数资本家集中，同时无产者人数也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这样一个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节点，那时革命也将随之而来。^㉝这表明工人阶级要达到历史观上的自觉。恩格斯对于如何达到自觉也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分别分析了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各自的进步性与不足之处。宪章主义者虽然比较落后，但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来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不能和工人阶级进行较好地融合，但他们目光长远地提出了反贫困的实际方法。因此，恩格斯表明唯有经历了宪章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彼此交融，工人阶级才能迅速摒弃自身存在的落后因素，达到自觉状态，走向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而争取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

虽然在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达到自觉状态的工人阶级政党还未完全出现，但是我们从这一文本中已经看到了恩格斯对这一新政党的天才预见和即将出现的信心。从恩格斯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这个“新生的政党”的缔造者和第一批成员。他们把科学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最终第一次使得无产阶级有能力撼动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并成为国家的领导者。正是由于恩格斯所认为的工人阶级兼具政治观和历史观上的自觉，才能够突破当时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西欧理论界的影响，引入“新生的政党”而非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启蒙者来引领一般的工人群众。这一观点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契合性。

三.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的当代启益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㉞尽管如此，巍巍中华创造了反贫困的奇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表明中国人民正不断接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目标。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㉟。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存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然负重致远。

一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能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目标遵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包含工人阶级贫困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进路，以人的美好生活为目标，发掘了工人阶级的反贫困路径，推动那个时代的人开始思考贫困现象背后潜藏的内容：工人置身于稀松平常的政治逻辑、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当中，并不能真正了解自身的贫困境遇，也不了解自身正处于社会两极分化中，更不知道自身的劳动正被资本家盗窃，资本在实现增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吸取剩余劳动。2020年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大获全胜，提前10年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书写了令世界瞩目的答卷，为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画上了完满句号。虽然时代变迁，贫困状况与“穷人的巴士底狱”也大不相同，但我们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人的美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在报告中14次被提及，并以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㊱结束。当前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较高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更高要求，“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㊲；另一方面，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在不断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后扶贫时代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重大使命，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遵循以人的美好生活为指向可为此提供借鉴。

二   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能为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提供方法引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的逻辑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了实证性、典型性与立场性特点，即恩格斯以亲身观察、亲身交往和可靠的材料补充为据的实证性、以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完备典型揭示德国贫困的典型性、摒弃党派之见立足于无产阶级真实的贫困境况的立场性。我国在反贫困过程中同样坚持调研反贫，树立典型案例，保持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实证调研，他始终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八年来他先后七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下到一线进行扶贫工作的调研，还走访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㊳我国不仅重视典型贫困案例的先导作用，还创造性地由“大水漫灌”的反贫困方式向“精准滴灌”转变。例如，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2 982元，到2020年增至10 740元，年均增幅比全国农民收入高20%，工资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减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㊴此外，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效益的重要标准。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八年间共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投入6 601亿元。^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重要经验和认识，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㊶在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这一重要概念，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由此看来，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可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中寻求方法论指引。

三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能为我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价值启示。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到“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意味着恩格斯虽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成为孤立分散的分子，但也发现了工人阶级与贫困命运不断抗争以争取解放的潜能。从工人阶级“最原始最不自觉—分散孤立—团结自觉—先进有意志”的阶段性反贫困斗争过程中，预言“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㊷，足见恩格斯对工人阶级联合的肯定与希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人联合的最高形态，实质是使人类联合共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从而实现人类文明幸福和社会协调发展。这与恩格斯的工人联合反贫困从而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的思想一脉相承。虽然社会矛盾、联合程度、实现人类幸福的形式不尽相同，但二者同样重视扬弃资本逻辑，力求建立的是真实且平等的真正联合体，而不是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虚幻的联合体。当前，我国主动履行国际减贫责任，大力提倡国际减贫协作，为其他想走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比如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丝绸之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架起了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桥梁。这些举措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联合助力世界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不同肤色、种族、宗教、国家的共同命运，要求世界人民消除民族间的剥削、压迫，共同应对全球贫困问题。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源远流长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中华文明内在基本理念中找到价值支撑，还可以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贫困思想的宝贵资源中获得价值启示。

① 《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19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6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 第8-9页。

④ 奥古斯特·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 管士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第136页。

⑤ 林丽萍: 《论青年恩格斯的信仰轨迹：从有神论到无神论》, 《宗教学研究》2023年第6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第18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2005, 第44页。

⑧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吕增奎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第8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0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278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278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77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532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87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86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94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96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98页。

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400页。

⑳ 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 黎思复、黎廷弼译,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94-111页。

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471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510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59页。

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366页。

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457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379页。

㉗ 约翰·勃雷: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袁贤能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第68页。

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26页。

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02页。

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13页。

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16页。

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29页。

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85页。

㉞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21, 第2页。

㉟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21, 第20页。

㊱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7, 第90页。

㊲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外文出版社, 2017, 第61页。

㊳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第9-10页。

㊴ 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 《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求是》2021年第4期。

㊵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第13页。

㊶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第19页。

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 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