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是指城市新移民对城市环境的适应程度，一般包括对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的适应情况。城市融入的程度越高则市民化程度越高。不少学者尝试构建了市民化测度指标体系用以测量城市融入状况。例如，刘传江等人在“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一文中提取了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居住的时间、心理认同等二级指标，用以反映农民工个体的城市融入水平^[6]；郧彦辉从经济收入、人口素质、生活方式、行为取向及思想观念等方面构建了市民化程度的测评指标体系^[7]；周密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建立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测度指标^[8]；李长鑫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构建了一个由经济条件、政治参与、文化素质、社会关系和心理认同五个维度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市民化测度指标体系^[9]。以上研究建构的指标以客观性指标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能客观反映城市新移民的市民化状态。但是，上述研究未能更深入地触及市民化进程中的心理感受，而这类心理状态指标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市民化进程中的体验、需求和行为倾向，可以更直接地预测当事人的城镇化倾向或逆城镇化倾向。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中，有个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做出迁移决策是由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来自农村的推力(如农村较低的收入水平、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或就业不足等)和城市的拉力(如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机会、较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等)；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来自农村的拉力(如和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交网络和社区环境等)和城市的推力(如激烈的竞争环境和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等)^[10]。本研究假设，在城市新移民融入城市的过程，同样存在这样两种力量，它们作用于当事人并带给当事人相应的心理感受：“推力”对应“城市剥夺感”，“拉力”对应“城市获得感”。因此，本研究通过自编问卷直接从“城市剥夺感”和“城市获得感”这两个方面反映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程度。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财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心理资源，包含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坚韧、情绪智力诸多因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加剧，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以外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知^[11]。此时，心理健康素质及其他的积极心理品质并没有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之后，Luthans等人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以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为核心的“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概念^[12]，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心理资本的关注。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心理资本的内涵和主要维度并没形成统一意见。Goldsmith将自尊与内-外控纳入到心理资本的范畴，并认为心理资本强的个体对自我持一种积极的观念，并相信自己能掌控周遭的环境^[13]；Luthans等人把自我效能、目标感、乐观和心理韧性纳入到心理资本的范畴，他们认为，心理资本强的个体相信自己的能力，有较强的目标意识，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挫折作积极的归因，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具有较强的抗挫折能力^[14]。国内学者对心理资本也做了本土化研究。姜定宇等人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或人伦关系，表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积极的心理品质可能还包含更多的人际关系成分^[15]。与此相应，柯江林进行了本土化心理资本量表的开发，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资本具有二阶双因素结构，其一是事务型心理资本，包含自信勇敢、奋发进取、乐观希望、坚韧执着等一阶因子，另一方面是人际型心理资本，包含谦虚稳重、尊敬礼让、包容宽恕、感恩奉献等一阶因子^[16]。

心理资本概念的提出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来说确实是一创新，本研究也认同心理资本具有本土化特征。但是，本研究对心理资本仍有不同的认识：心理资本既然是指某种心理品质，它既可能状态化，也可能特质化，也就是说心理资本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囊括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质的方方面面，并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就像资产有不良资产和优质资产一样，心理资本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不应过于积极化，正向的心理资本和负向的心理资本可同时存在。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已有文献，着重探讨以下四个方面的心理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的市民化进程的影响，它们分别是：神经质、宿命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神经质主要反映了情绪的不稳定性；宿命感反映了个体的外控心理倾向，并带有本土化色彩；进取性反映了较高的成就动机和主动改变环境的建设性行为；人际主动性反映了个体拓展社交关系的潜在能力。其中，神经质和宿命感是负向的心理资本，本研究假设它们能预测城市剥夺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是正向的心理资本，本研究假设它们能预测“城市获得感”。实际上，以上四个心理资本的维度和以往学者们对心理资本的认识多有相似之处，而本文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选择一些和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状态密切相关的心理品质维度，而这种选择源自文献和深度访谈的启发。

有关社会适应的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社会适应不良关系密切^[17]。神经质(neuroticism)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反映了情绪的不稳定性，是一种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状态的持久倾向。神经质得分高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经历焦虑、愤怒、内疚和抑郁这些情绪，这类人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环境压力的能力较差，更有可能将正常情况解释为威胁，将小挫折看成难以克服的困难。研究发现，神经质除与个体的消极情绪密切相关外，还与一系列的消极生活体验，如低自尊和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18]。城市新移民从农村或其他原住地移居到新的城市，会面临自然环境、生活习俗、户籍身份、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差异带来的心理冲击，神经质倾向明显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压迫感、失落感和焦虑感，从而对城市生活不满意，体验到较强的城市剥夺感，城市融入程度低。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心理资本的神经质维度正向预测城市剥夺感，即神经质得分越高，城市剥夺感越强，城市融入度越低。

有研究者指出，宿命感是一套顽固的非理性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支配下，人们相信个人的悲欢离合都是超自然的天命所决定的，进而对个人的所有经历均保持一种顺从和无条件接受的麻木状态^[19]。由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当人们遇到不公正对待时，最先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宿命论。宿命感逐渐发展成中国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人格倾向，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跨文化研究发现，在面对不公平时，中国人相较于美国人更相信人生际遇是由外部权威和命运决定的，他们倾向于采取被动和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应对^[20]。本研究认为，宿命感类似于“合理化”这种心理防御机制，一方面，它可以在当事人经历悲惨遭遇之后起到平复情绪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缓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宿命感导致个体将现存的制度安排(不管这些安排合理还是不合理)都看做是理所当然，这会强化阶层差别感知，也会削弱个体的抗争性，引发个体逃离新环境和内卷化(involution)的行动取向，从而降低当事人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增加其压力感和剥夺感。基于此，本研究针对宿命感对城市融入的影响作出以下假设：宿命感对城市剥夺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宿命感越强，城市剥夺感越强，城市融入度越低。

Chan和Schmitt研究发现高进取性(proactive personality)的员工能较快熟悉工作，适应职场环境，较快地融入到新工作当中^[21]。Major等人发现，进取性水平高的个体更加倾向于主动适应和改变环境^[22]。Grant以地产公司的职工为调查对象，研究发现进取性可以显著地预测工作绩效，并且，进取性相较于一般智能对工作绩效有更强的预测力^[23]。国内学者调查了部分销售和设计人员，研究发现，进取性和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4]。除此之外，Parker的研究发现，进取性与角色自我效能感正相关^[25]。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进取性与员工晋升和薪酬福利的提高，以及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正相关，而且，进取性与个体的职业素养有着较强的正相关，而职业素养这类个人品质又对职业生涯成功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26]。综上所述，进取性与自我效能感、工作绩效、职业生涯发展等诸多方面正相关。如果城市新移民具有较强的进取性，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掌控城市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有效地应对困境并获得良好的适应绩效，感知到更多的城市福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进取性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进取性得分越高，城市获得感越强，城市融入度越高。

人际主动性反映的是个体主动和有意识开展社会交往的倾向，以及借助社群身份和社群资源提升自我适应力的心理品质。它包含了人际交往的主动性、人际关系的经营意识和交往技能等方面。社会心理学家指出，是否经常主动与邻里、亲戚朋友、社团成员交往可反映个体的社会融入程度。移民在迁居地的人际关系网是推动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27]，良好的社会关系会产生强大的城市拉力，能促进城市新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另外，人际关系质量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对社会和谐度的主观判断。主动增进与他人的交往，积极构建亲密关系有助于显著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情感愉悦程度，减少压抑感、抑郁情绪、孤独感等^[28]。还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移民在移居地的社会交往程度愈深，其社会适应性愈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及收入水平等方面^[29]。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人际主动性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即人际主动性越强，城市获得感越强，城市融入度越高。

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在成都、重庆、泸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采用街头一对一深度调查和通过当地熟人联系调查对象集体施测的方式一共搜集到纸质版问卷836份，另外采用向特定对象发送电子版问卷的方式搜集到问卷23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数据1 011份，有效数据率为94.8%。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66%，女性占34%；受访者的年龄(单位：岁)平均值为26.48，标准差为5.54，中数为26，众数为23，年龄最小者16岁，最大者41岁；“70后”、“80后”、“90后”的比例分别是7.8%、42.5%、49.7%；其中户籍仍为农村户籍的调查对象约710人，占样本总量的74%。此样本中大多数(97.6%)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上水平，其中学历水平为高中、中专或职高的人数比例最高(约30%)，接下来依次为初中(20.5%)，专科或高职(19.7%)，以及一般本科(19.4%)。该群体主要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即本研究中的城市新移民群体，该群体的户籍所在地和学历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本研究中主要涉及三类变量：自变量(心理资本)、因变量(城市融入)和控制变量(学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对上述变量的测量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根据所要测量的构念的操作性定义自编相关条目，并进行严格的信效度检验；二是借鉴相关的现存量表，提取其中的部分条目为我所用，对神经质和进取性的测量就是采用此法。上述条目主要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形式，包括“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五个等级，据此实现对相应构念的量化。表 2展示了核心构念对应的具体测量条目及其信度系数。

信度和效度检验是任何测量工具都不可或缺的条件。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中涉及到的总共六个构念的33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等于0.876，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²值达到极高的显著性水平(p＜0.001)。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提取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因子载荷均大于0.40，且题项和因子的从属关系与表 2一致，这表明测量工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另外，各个核心构念的克隆巴赫α系数值介于0.681到0.839之间，表明各构念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在构建的分层回归模型中，分别以城市融入的两个维度“城市剥夺感”和“城市获得感”为因变量；将性别、户口所在地、学历、父母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放在模型的第一阶层；将神经质、宿命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这4个反映心理资本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中，进而分别探讨这4个自变量变量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效应。这样一来，文中的分层回归分析表就有两个，分别对“城市剥夺感”和“城市获得感”这两个因变量建立分层回归模型。先在第一个block纳入4个控制变量，选用“enter”这种变量纳入方式，因为本研究不关注每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具体解释率；接着在第二个block中纳入4个心理资本自变量，选用“stepwise”这种变量纳入方式，因为本研究重点关注各个心理资本变量对因变量的具体解释率，并且把那些没有解释力的变量排除在回归模型以外。

表 3呈现了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由表 3可知，城市剥夺感分别与神经质(r=0.346，p＜0.01)、宿命感(r=0.254，p＜0.01)呈正相关；城市获得感分别与进取性(r=0.264，p＜0.01)、人际主动性(r=0.268，p＜0.01)呈正相关。这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即神经质与宿命感正向预测城市剥夺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

表 4为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资本对城市剥夺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表明，户口所在地、学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都对城市剥夺感均有着极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随着户籍所在地从村民小组、普通乡镇、县城到地级市、特大城市的变化(当事人所获制度性资源从少到多)，城市剥夺感降低(β=-0.172，p＜0.001)；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城市剥夺感降低(β=-0.149，p＜0.001)；父母社会地位越高，城市剥夺感越低(β=-0.191，p＜0.00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女性的城市剥夺感显著低于男性(β=-0.063，p＜0.05；β=-0.068，p＜0.05)。

表 4的回归模型还表明，心理资本对城市剥夺感的回归效应显著。在控制模型(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心理资本变量后，回归模型的整体变异解释量增加15.2%，其中，神经质(β=0.344，p＜0.001)与宿命感(β=0.101，p＜0.001)对城市剥夺感有极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神经质得分越高，宿命观念越强，感知到的城市剥夺感越强。另外，在该回归模型中，神经质最先进入回归模型，宿命感随后进入，但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并未进入该回归模型，这表明城市剥夺感主要受神经质和宿命感这两种负向的心理资本影响。

表 5为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获得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表明，性别、户籍所在地、学历对城市获得感均有着极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女性的城市获得感显著高于男性(β=0.107，p＜0.01)；随着户籍所在地从村民小组、普通乡镇、县城到地级市、特大城市的变化(当事人所获制度性资源从少到多)，城市获得感增强(β=0.095，p＜0.01)；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城市获得感提升(β=0.270，p＜0.001)。然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对城市获得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模型2和模型3也反映了同样的回归效应。

表 5的回归模型还表明，心理资本对城市剥夺感的回归效应显著。在控制模型(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心理资本后，回归模型的整体变异解释量增加9.7%，其中，人际主动性(β=0.216，p＜0.001)与进取性(β=0.180，p＜0.001)对城市获得感有极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人际主动性越强，进取性得分越高，感知到的城市获得感越强。另外，在该回归模型中，人际主动性最先进入回归模型，进取性随后进入，但神经质和宿命感并未进入该回归模型，这表明城市获得感主要受人际主动性和进取性这两种正向的心理资本影响。

本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构建了城市融入的两个心理维度，分别是“城市剥夺感”和“城市获得感”。后者是促进城市新移民融入城市的引力，前者则是斥力。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相互作用，决定了当事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城市融入状态。一般来讲，城市融入度高的个体有较强的城市获得感和较弱的城市剥夺感。基于推拉理论，直接从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入手测量城市融入程度是一种更便捷亦有效的测评方式。分层回归的结果显示，户籍所在地、学历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负向预测城市剥夺感。此结果与以往关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向预测城市融入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表明，本研究基于推拉理论对城市融入的测量是有效的。

以往研究对于心理资本的界定只局限于积极的心理品质，如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坚韧等。当然，对心理资本的测量取决于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对其所下的操作性定义。本研究认为，心理资本是区别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影响个体适应性表现的心理品质。如同有“真善美”就有“假恶丑”，有“生的本能”就有“死的本能”，心理资本亦有同时存在且相反相成的两面，即积极的心理资本和消极的心理资本。前者对个体的适应性起促进作用，后者则阻碍和破坏良好的适应。本研究就是要探讨究竟是哪些心理品质对城市融入起促进作用，哪些起阻碍作用。因此，根据文献综述和深入访谈，本研究聚焦于神经质、宿命感这两个消极的心理资本，以及进取性、人际主动性这两个积极的心理资本，并通过分层回归揭示了不同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获得感和城市剥夺感不一样的作用效应，这无疑拓展了以往关于心理资本的作用效果的研究。

表 4显示，分层回归的控制模型中涉及到的户籍所在地、学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这些与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有关的变量对城市剥夺感的解释率为13.3%，而引入了神经质和宿命感之后的解释率增加了15%，表 5也有类似的结果。这表明心理资本确实对城市融入有很强的预测作用。有研究指出，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起着协同作用^[30]。心理资本既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31]。当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也有可能提升当事人的心理资本，进而促进其城市融入。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心理资本与个体深层次的自我意象、个性、动机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它属于非智力因素，体现了个体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和个人风格，属于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层面的素质。无论是心理咨询领域的合理情绪疗法、正念疗法，还是黄希庭提倡的“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和“做一个幸福的进取者”的健全人格塑造理念^[32]，以及彭凯平提出的“幸福科学”的概念^[33]，都是从改善心理资本的角度提升个体乃至群体的适应力和幸福感。另外，国家文化宣传层面对于家风家训和中华文脉的重视，民间对于儒家经典、佛学智慧、老庄智慧等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视和研习，实质上也是在改善心理资本上下工夫，进而提升国民的价值理性、整体竞争力与幸福感。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融入包括城市获得感和城市剥夺感两个同时存在的心理维度，较高的城市融入度意味着较高的城市获得感和较低的城市剥夺感；(2)神经质、宿命感这两种消极的心理资本正向预测城市剥夺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这两种积极的心理资本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3)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协同作用，共同影响城市新移民的市民化进程。对于后续研究来讲，在理论层面上，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上认识心理资本；在实操层面上，应该一方面倡导积极心理学取向，开发当事人身上的积极心理资源，并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使其壮大；另一方面，应该引导当事人提升对消极心理品质的觉察力，通过非理性信念的驳斥等方式降低消极心理资本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只有在提升积极心理资本的同时，觉察并抗拒消极心理资本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增加城市获得感，降低城市剥夺感，从而提升城市融入度。

另外，由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有协同作用，在社会治理层面，应该通过公共文化、公共卫生产品的投入增加当事人的心理资本^[34]，进而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可以通过技能培训、社区活动等方式提升当事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提升心理资本，最终促进当事人的市民化。对于政府来讲，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文化和公共卫生产品的投入是值得的，这些投入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并促进社会内生发展，从而削弱社会戾气，营造良好的社会心态^[35]；从个体层面来讲，通过心理资本的提升，可以避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人背怪社会，命苦怪政府”的脱责心态，做到“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下合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提升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