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o the Shadow Kingdom of Modernity——Context, General Problems and Assumptions inProduction of Space

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法国黑格尔主义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更是20世纪蔚为壮观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重要的探索者与推动者^[2-3]。但在他逝世之后，他在西方与整个世界学术界愈益广泛的影响无疑在于，他是至今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的空间哲学与城市哲学创立与发展事业当之无愧的不祧之祖。有关其在西方学界与中国学界的广泛复杂深刻的影响史、旅行史与实践史，笔者跟踪研究多年，已经有不少专题文章发表^[4-6]。2021年是列斐伏尔诞辰120周年，也是其平生最著名之作《空间的生产》英译本出版三十年及其中译本问世之年^[7-8]。作为此书中文版主译，特撰此文，并求正于国内学界大方之家。本文试图与西方学界业已达成的如下“定论”进行对话，后者认为该书是城市社会学经典或引领西方后现代理论之“空间转向”的旗舰。与以上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本书主要是一部试图回答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问题之一——“资本主义何以幸存”并展开全面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杰作。无疑，重温此书，对于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将具有重要裨益与启示价值。

自从《空间的生产》出版(1974)以来，在城市社会学中有个流传很广的谬见，即认为列斐伏尔只是一位富有想象力与感召力的诗性哲学家，他对城市科学的作用只是提供了某种辩证的哲学想象或天才的猜测，而缺少实证的和有说服力的实际研究。他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华而不实的空头哲学^[9]vii-viii。

针对以上误解与贬损之辞，自然不缺乏公道之论。美国建筑理论家肯·迈克尔·海斯抱怨说，列斐伏尔的研究并未为建筑学理论界所充分发扬光大！英国建筑学家纳撒尼尔·科尔曼申辩说，列斐伏尔决非浪得虚名之辈，其建筑实践功业堪比荷兰建筑大师阿尔多·凡·艾克，现在该是建筑师们认真向列斐伏尔取经求教之时了^[10]。列斐伏尔研究者、荷兰建筑学家卢卡斯·施塔内克也辩解说：列斐伏尔的这本旷世名著是花了三十年建筑实践功夫写成的；他的空间生产理论，如同法国著名文论家布郞肖所谓的“马克思的三种声音”^[11]即科学话语、哲学逻各斯的言词与政治言说那般，也有“三种声音”：城市建筑研究(科学话语)，空间批判(哲学逻各斯的言词)，以及城市建设规划(政治言说)。这“三种声音”来自1960至1970年代法国思想界各个角落，包括哲学、城市社会学、建筑学与城市化，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先锋思潮，以及英语世界的社会学与规划设计理论、德国哲学、意大利的建筑理论以及中西欧各种马克思主义观点^[9]viii。

这就说明，理解列斐伏尔，不能固定在一个专业话语结构中，需要在不停转换、变形和生成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意境和画面，这是一个活脱脱的现象学还原实验室场景。因此，基于以上问题，迫使笔者发出如下呼吁：重新回到《空间的生产》的原初语境中，摆脱目前西方学界对其“后现代式”过度诠释，以爱德华·W·索亚(又译苏贾)为代表，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式”简化解读，以大卫·哈维为代表，这两大主流模式的影响^[12-13]，重新厘定其核心问题及其可能解决方案，这自然是一项有启示意义的工作。

关于《空间的生产》一书产生背景，列斐伏尔的学生、已故的巴黎八大教授雷米·埃斯在此书法文第四版(2000)序言中做过如下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期，列斐伏尔在巴黎的楠泰尔大学(1965-1973)、国立高等美术师院(1973－1983)执教，并一度成为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幕后领袖。该时期他关注的核心是消费社会和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其思想重心越来越明显地从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问题逐渐转向空间问题研究。这6年间(1968-1974年)他出版了“城市六书”：《城市权》(1968)、《从乡村到都市》(1970)、《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1973)(即《城市权》第二卷)，最后是集大成的《空间的生产》(1974)^[14]。

但我们略为放开一下想象的风筝就会发现，《空间的生产》创作语境其实更为复杂与宏大，远非空间理论专家们想的那么简单。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与20世纪的1917年至1921年间类似，超越资本主义势在必行，因此未来——纵使因为工人版本的革命总是立即遭遇失败而显得有些暗淡——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依旧开放着极大的可能性。这是由各种中断，通道与死路，希望与幻灭，以及对‘出路’的集体探索造就的时期”^[16]。列斐伏尔在该时期继续其理论工作，思考不同于当时资产阶级主流社会科学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系统及其国家之上的哲学所谈论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也不认同法共与苏共笃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僵硬教条。他确信既然共产主义纲领并未实现，在“不放弃马克思”^[15]的前提下，应该着手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分析，把它为何成功地“幸存下来”之缘由弄个明白^[16]。

在这些前期著作中，列斐伏尔指出：我们看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都市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披着纯洁的、中性的迷人外观，打着科学的旗号，其实是金融资本、技术官僚与国家治理机构利益共同体的帮办仆从。更具恐怖色彩的是，建筑意识形态依靠都市的高度集中化的知识权力意志，把那些弱势低端的社会群体、阶级、个人挨个儿从城市中挤出，从文明、社会中赶走，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作为一个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提出要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这种权利属于每一个城市居民，他们拒绝被驱逐，这种权利也是一种知识，即“一种关于生产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17]，也就是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但列斐伏尔的总问题归根结底来自马克思。他在相当程度上深化并修改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必然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两个决不会”理论以及《资本论》的“总危机”理论，还对苏联的“资本主义暂时停滞论”提出尖锐批评；同时也向阿尔都塞著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假设发难，而代之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化、国家化生产方式理论。他坚决反对阿尔都塞主义用机械教条的生产方式理论“解释一切”“包治百病”的错误做法，认为其多元决定论与结构主义的理论实践，其实是对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及其政治实践之隐蔽的哲学化引申，根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深刻变化的现实。《空间的生产》第一章后半部分关于空间的生产的原理性论述，衍生于列斐伏尔一生挥之不去的马克思主义总问题——“资本主义何以幸存”？二战之后的发达世界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说的那样，即由于生产关系的私人化的狭隘性、封闭性而束缚了生产力的无限发展；相反，今天资本主义似乎能够突破一切社会的界限，而通过占有和生产空间的方式不断发展自身。他的这个毕生惊天之问，其实是直接受教于距彼时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罗莎·卢森堡。

《资本论》第一卷首版(1867)约半个世纪后，罗莎·卢森堡在其著名的《资本积累论》(1913)中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统治”之假设展开批评，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的诸条件。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是主观的、抽象的认知公式的演绎与推导的产物，它严重忽略了当时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18]277。积累不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门之间的内部关系，而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她说，如果没有为其提供市场、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来源的非资本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便无法幸存下去，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购买者阶层存在，“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18]276-277。“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18]288因此，对卢森堡来说，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吞噬非资本主义的过程，并由此在概念上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当资本的绝对地理扩张接近尾声时，也正是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那一天^[19]。

列斐伏尔在《论国家》一书中高度评价卢森堡的重要意义：通过研究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问题提出并回答了资本主义何以历经危机而又能够持续发展的问题。她的问题包含着这样一些重要观点：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通过该词的下列含义中的再生产来确定的，即从生产力的再生产到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剩余价值(利润)的形成、实现及其再投资，成了生产方式的、因而也是扩大积累的作用的组成部分。第二，只要存在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各种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第三，资本主义合并并创建了各种新的部门以便扩大生产与剩余价值。它部分地分解—纳入历史上的城市、前资本主义的农村；它发明了闲暇娱乐部门；它直至扩张到武器和能源的大量生产；等等。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解释的一个历史缺口，这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角下的社会空间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启迪之后的思想家去开辟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空间新范式。她告诉后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核心乃是资产阶级过渡期的剩余价值问题所产生的困境，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再投资的问题。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获得的资本用于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所处的流通过程其实表达了一种空间的不平衡模式，即资本主义的投资再生产关键在于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开辟，是商品在资本主义外围世界的流通。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在空间上的流窜，是资本主义虽然屡经危机但又幸存下来的关键。总之，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由于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而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拉开了20世纪乃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问的幕布^[20]。

《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一书是秉承卢森堡经典之问而写成的，于《空间的生产》问世之前一年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一个宣言。其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为何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一百年之后仍然幸存而没有灭亡，是因为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生产力发展这个最革命的力量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于不断自我再生产，而大大地激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相应的，无产阶级则逐渐失去了其当年的革命性作用。资本主义由于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或不断自我革命，不仅为生产力发展开拓了无限前景，而且暂时躲过了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总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之厄运。资本主义的幸存之根本就是通过占有空间与创造空间来实现的，即其生产方式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线性的历史决定论、辩证法遇到瓶颈梗阻，而需要升级换代，更新打造为共时性地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内在逻辑矛盾的空间辩证法形态。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都市”“重复与差异”“战略”“空间”与“空间的生产”是一个“近义词汇群”(approximations)，其母体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理论^[21]7-8。这实际上就把他的一生为什么要研究日常生活批判，包括后来研究城市与空间之总问题给列出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罗莎·卢森堡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和如何能够经久不衰”这样的问题，其答案是资本主义对外部世界的殖民化；而列斐伏尔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回答：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对其内部边缘的殖民化^[22]。

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解，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高形态与核心形态，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空间的生产”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物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极端与高度发展，最终必然是超越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界限，变为“空间本身”，即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马克思当年所谓的“资本越发展……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3]，其实就已经预感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要突破自然空间中的物的生产限制，而寻求在一种社会关系所生产出的社会空间本身中实现自我的无限生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要‘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而在其“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式看来，所谓“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而没有灭亡”就在于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21]21。正是在此决定性总问题的总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空间的生产》这本书何以具有扭转乾坤般理论爆炸效应之底气。

如上所述，对《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模式中存在着神化其空间辩证法倾向。最著名的就是在今天西方后现代地理学视野中，流行着如下看法，即《空间的生产》的核心是三元空间辩证法。但关于这个概念列斐伏尔实际上表述得很任意，因而也就有了各种解释版本。最清晰的说法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空间”以及“知觉的-构想的-体验的空间”这三种“三位一体”版本^{[8]18，51-52，60-62}。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空间实践是日常生活的城市消费景观，它展示的是空间使用价值与功能，它与使用价值相对应，主要描绘民众旅游观光的现实生活状态，在这个空间中演主角的是下层百姓；空间表象则是放在官员办公室的权力意志空间，通常指智力设计的、技术系统主导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实现，旨在把空间商品化效益作到极致，它与交换价值相对应因而与平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格格不入，既得利益者的空间表象与用户们所要的真实生活空间体验之间常常是天各一方、冰炭不相容；表征性空间是符号化了的空间，它与一般价值形式相对应，作为升华了的无限想象空间，既体现某社会或一制度的凝聚力及记忆力，如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空间，又间接反映人们在生活中实现不了的文学艺术化或心理学化的解放诉求，包括宅男宅女们的网络游戏。关于以上所述的这三种空间话语版本之间的对应关系，荷兰建筑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安·施米德解释说，这种三元空间，一是以实践与感觉方式描绘出来的自然与物质性的物理领域；二是通过数学与哲学的方式来规定的形式逻辑化的抽象物/精神领域；三是社会领域，这是一个规划设计与展望的空间，象征物的与乌托邦的王国，想象的与欲望的渊薮。他认为，从广义上说，社会空间包括了知觉性、虚构性与体验性的空间，而狭义上则是与那些被批判性理解的精神空间与自然物质空间相对立的空间^[24]。三元空间辩证法实际上导致了各种不同取向的“一元空间还原论(或决定论)”版本。比如，哈维强调其中的空间实践观的根基性意义，尼尔·史密斯突出其社会空间论的本质内涵，而索亚则推出了最富误导影响的“第三空间论”，即文化空间论或表征性空间论^[12]。

三元空间辩证法，说到底是文化空间决定论。这个神话的营造除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有关，也与列斐伏尔本人立场不坚定、未能挡住诱惑有关。他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来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想用一种差异性空间辩证法，来取代与颠覆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抽象空间统治；但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来说，他想表达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关于不同历史时代、阶段的时间性矛盾的共时性/集中化表现的空间性矛盾辩证法。也就是说，空间辩证法是原先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性辩证法的空间化转换：“辩证法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了。只不过……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与历史性与历史性时间相关联……要认识空间——它是如何产生的、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它有何效用——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恢复。”^{[21]14，17-18}“在空间与辩证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换言之，存在着空间的矛盾，它隐含和解释了历史时间中的矛盾，尽管没有被还原为这些矛盾。相反，如果矛盾……的观念没有被限定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中，如果它事实上延伸到了空间领域，这就意味着存在一种中心性的辩证法。”^[8]489

促成以索亚的“第三空间”为代表的三元辩证法神话风行一时，直接原因就是《空间的生产》文本结构松散、篇幅宏大，人们通常只关心写在本书第一章开头显赫位置的三元辩证法，而没有多少人耐心去阅读此书后半部分的矛盾空间与空间矛盾的辩证法。

实际上，从文本结构上说，此书重心并非人们通常重视的第一章“本书计划”，而是第五章“矛盾空间”与第六章“从空间矛盾到差异空间”。两章间的核心线索是“通过对抽象空间中的矛盾进行逐个的思考，来重新审视关于矛盾空间的理论”^[8]518。从“空间的矛盾”到“矛盾的空间”，这不是词序颠倒的文字游戏，而另有其深意。矛盾空间概念侧重研究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本质上何以是一个“矛盾的空间”，即一个同质性、碎片化与等级制并存的空间。“空间矛盾”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空间化体现。它是和马克思当年揭示的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相对应的。在这里只有“社会的矛盾……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只是出现在空间中，在空间的层面上，从而导致了空间的矛盾”^[8]527。

如上所述，欲理解资本主义之空间矛盾，得从理解其矛盾性空间开始。资本主义的空间是这样一个难解难分的“三位一体”：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空间、主权的空间、贯彻强制规则并以同质化为目标的、消解了差异性的空间，因此是一个盲目崇拜的空间；其次，是一个碎片化的、分裂的、互相脱离的空间，该空间对独特性、地方性和场所性都予以定位，以便控制并使它们可以交换；第三，是一个等级制空间，从最低贱的位置直到最高贵的位置，从禁忌的直到至尊的，依次排列^[8]416。

正是如上这种矛盾性空间导致了如下诸多空间性矛盾：质与量、使用与交换、生产与消费、整体化与碎片化、中心性与边缘性，以及支配与利用(取用)等。

第一，质与量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从前社会，就在于其摧毁了以往历史空间而为自己生产出了抽象空间。其滥觞是商品经济的世界化或世界市场，是暴力和战争的产物，也是被国家创制的。它建立于一个遍及天涯海角的庞大的银行网络、公路、飞机场以及信息网络、商业中心，特别是生产实体基础之上的^[8]81。抽象空间作为形式与数量，像推土机一样，把任何挡在前进路上的阻碍、威胁，甚至任何差异性都清扫得一干二净，例如那些源于自然与历史时间的特性，源于身体(年龄、性别、种族)的特性，都被各种抽象空间清除殆尽。“它也受到定量操作的支配……因此，主导性的趋势是朝向质的消亡，朝向质的被同化吸收——作为对其粗暴对待或诱导的结果。但最终，质毕竟还是成功地抵挡住了量的吸收——正如用途抵挡住了价值的吞噬一样。”^[8]519

由此可见，空间之质与量的矛盾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个古老的二重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与交换作为抽象的网络占据了全世界的空间，但是消费仅仅发生在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地方。一个具体的个人，有着具体的日常时间表，去寻求一种具体的满足。使用价值构成了唯一真实的财富，这一事实有助于使用价值恢复它那被误解了的重要性。所以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永恒矛盾，在今天就“空间化地”转化为“全球网络与生产和消费的具体位置”^[8]503之间的辩证矛盾。

第二，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把空间一分为二：“以(消费品的)生产为目的并依靠(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的地区……以空间的消费为目的并依靠空间的消费而发展的地区。”^[8]519-520消费品生产的空间是一个市场空间，该空间是被严格量化的。而对空间的消费(旅游购物休闲)，顾客们要求的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空间。他们关心的并非花里胡哨的景象，也不是什么铺天盖地的符号，他们所需要的是保质保量、称心如意的使用价值，即被重新发现的自然界的物华天宝或藏于身体中的精气神。于是就导致“生产剩余价值的空间的消费与只生产快乐的——从而是‘非生产性的’——空间的消费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这是资本的‘利用者’与社区‘用户’之间的冲突”^[8]529。

第三，全球性(整体性)与地方性，即同质化的与碎片化的空间之间的矛盾。于列斐伏尔而言，这是首要的空间矛盾。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的私有制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空间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25]。换而言之，空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是全球(或全世界)规模的想象和处理空间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各式各样的生产程序或过程所导致的空间的碎片化，即空间的自我碎片化。再进而言之，空间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是计算机科学技术把空间“还原为可见-易读的领域中没有差别的状态。与此同时，这同一空间又根据劳动分工和需求、功能的分工而被打碎和折断，直至达到甚至超过容忍的界限(以容纳量不够、连接缺失等为由)”^[8]523。所以抽象空间从逻辑上包含着难以消除的根本矛盾：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谓其“抽象”，是因为若不依赖它所有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它就无法存在；谓其“具体”，是因为它在社会意义上是真实的，并被真实地定位。因此，它是这样一个空间，“既是同质的，同时又裂成碎片”^[8]504。

第四，中心与边缘的矛盾。抽象空间是一个集中的、放射形的空间，它有一个业已建立的中心。因此在此空间中所有事物因素与运动被集中起来，并无条件地服从于控制中心，服务于政治权力和物质生产，以赢得最大利益。紧凑和密度是中心的“特征”。世界市场就是以地域(从流动和网络的角度)和政治(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来界定的^[8]517。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每个空间、每个空间的间隔都是强制的执行者，都是某种规范与“价值”的载体^[8]524。通过整合与瓦解国家-地域的空间，一个世界性的严格等级制空间正趋于成型。如地中海周围国家为北欧国家服务，它们为了工业化的欧洲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满足人们悠然自在需要的消费空间。前者是荒淫无耻的异教徒般的世界，另一边则似乎是庄严劳动的清教徒世界。再如，同样是工业区，西北欧已经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化模式转嫁给相对落后的南美洲(巴西)或南欧(西班牙)^[8]88。

第五，支配与取用的矛盾。一方面，空间变成被支配的私有物，而另一方面，空间永远具有不可私人占有的共同“使(取)用性”特征。一方面是被支配的(以及支配性的)私有化空间，也即一种被技术、实践所改造和调节过的空间。在现代世界，诸如此类的空间不胜枚举，如水泥板路或者公路、军事建筑、防御工事以及堡垒、水坝，还有浇灌工程体系等。借助于技术，可以说对空间的支配性作用正变得势不可挡。具体表现为：组织形式的形成、工业的结构化外观的塑造以及将所有东西系统化的体制和成果等方面。在这方面的事物被分兵布阵，实指望它们去支配和控制空间。这些力量包括商业和国家、公共团体、家庭、“机构”、被确立的秩序、各种法人团体或被组建的团体。而另一方面，相反的阵营则认为世界上有永远“不可私人占有”的公共空间或公共绿地，他们试图去“取用”而非“占有”空间的力量，此方阵包括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自治机构，或者由工人所掌控的社区和企业单位，社区与共同体，还有那些号召“让生活更美好”、鼓吹超越政制之争并主张“君子朋而不党”的精英团体^[8]577。

列斐伏尔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只有当空间自身的矛盾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时，空间才能承担起调控者的角色^[8]619。但这五对矛盾中哪一对最至关重要？解决空间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人类未来前景究竟如何？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一方面，他类似于《哥达纲领批判》口吻乐观地、信心十足地推想说，解决问题之要津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过渡，即从对空间的私有化占有、商品化生产交换与消费到对空间的公有化取用。在未来社会，“空间的私人所有权将衰落，与此同时，支配空间的政治国家也将衰落。这体现了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优先性地位(即交换价值的衰退)”^[8]605。但另一方面，他像卢森堡一样陷入两难抉择，即未来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故他又悲观地警告说，如果未能实现这种过渡，就会有让人无法接受、让人绝望的未来。至于为什么迄今为止未能实现这种过渡或丧失一次次良机，他给出很多解释。比如：工人阶级的衰落、城市居民的消极，特别是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空间生产方式霸权导致社会创新能力不足。按理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幸存，全赖其能够实现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方式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质的飞跃，但最终还是沦落到一种“空间中的”物的机械复制之境地。“这是一个终极性的矛盾：因为可以生产空间的能力只生产复制品(再生产的产品)，所以除了重复的东西，它不生产其他任何东西；除了生成重复，它不生成任何东西。空间的生产因此转变成了它自身的对立面：在空间中的物的再生产。”^[8]555-556本来“有意识的空间生产‘几乎’就要实现了；但是只要新的生产方式被一块一块地出售空间的行为和对于新空间的拙劣模仿占了先机，这道门槛儿就无法真正跨越过去”^[8]526。但阻碍向新的空间生产方式过渡的最大症结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拥有着全世界规模的巨大的资源与战略，而另一方面目前反抗这种力量的只是规模狭小且分散的利益群体与个体。实际上，当今的革命运动“需要通过‘相关利益各方’进行积极的、大规模的参与来实现”^[8]618。

不过，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家最终还是以必胜的信心断言，资本主义由于其无法克服的空间矛盾而必然让位给新社会。“资产阶级尽管已经从历史中成功地学会如何解决一系列固有矛盾，努力实现对市场(有一些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的一定程度的管控，从而取得了生产力相对的快速发展；但资产阶级当然并不能解决空间的矛盾(也即它的空间的矛盾)”^[8]620，除了在空间中制造混乱之外一事无成。

空间的矛盾既是以往历史矛盾的积累性共时性表现，又是未来新的社会空间生产的温床。今天，空间成了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矛盾的体现。于是，“辩证法从时间中浮现出来，并使其自身得以实现，它正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空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从历史时间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那些旧矛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同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这个矛盾的整体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指向‘一些其他东西’——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其中的一些矛盾就被削弱了，另外一些则加剧了”^[8]189。但这个新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列斐伏尔并不明示，只是神秘兮兮地名之曰“差异的空间”。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容纳了各种特殊的矛盾。这些空间性矛盾(contradictions de l'espace/spatial contradiction)部分地起源于历史时间抛下的古老矛盾。这些矛盾经历了改变，其中一些加强了，另外一些则被弱化。在它们中间，一些倾向于促使抽象空间轰然崩溃的全新的矛盾产生了。这种空间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两种趋势：一方面，旧的关系崩溃；另一方面，新的关系形成。因此……抽象空间本身也包含着一些新型空间的种子，我将之称为‘差异性空间’(d'espace differentiel/differential space)”^[8]79。他又从空间矛盾二重性辩证法回到了三元空间辩证法上来了。

如果我们把《空间的生产》一书的核心问题从三元空间辩证法改换成空间矛盾辩证法，且就此打住，这就又有可能落入上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简化解读模式之彀中了。实际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之宏图大志，不仅表现在他重申并回答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在于，他试图对资本主义之后人类现代性文明向何处去、有何前景提出自己的战略推想。这就是同样贯彻其毕生之思的现代性三位一体理论构思。

《空间的生产》出版后一年，列斐伏尔又出版了一本让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共同相遇的著作——《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或现代性的阴影王国》。“三位巨星惺惺惜惺惺，让那些小的行星黯然无形，它们高悬在星球之上，我们在其阴影中翩翩起舞。”^[26]48这段神秘的隐喻文字颇有些“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手心”之寓意。他在此书的一开头便判言：第一，“现代世界是黑格尔式的”^[26]1-2：黑格尔的现代性理论主要是一种民族国家政治理论，国家在现代世界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现实和价值。黑格尔主义是知识和权力的结合，它将知识和权力的融合合法化，让前者服从于后者。组织有效率和有约束的暴力，包括战争，在国家中加入和竞争，前者在完全互惠的情况下为后者辩护，并将看似自发的政治秩序(家庭、工作和职业等)结合在一起。根据黑格尔的说法，理性的、宪法的国家有一个阶级基础：中产阶级。而农民和工人，工人阶级和生产者都不能成为国家的支柱。在这个中产阶级中，官员是通过选择或竞争来招募。一个久经严峻考验的有能力的官僚机构，是国家真正的社会基础。

第二，“现代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26]2。因为数十年来各国政府与公共组织普遍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被视为国家存在和独立的基础，因此，也是工业化和大生产的基础。这由此带来了工人阶级(生产者)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知识和生产的新关系以及知识与控制生产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知识是否从属于权力，而且国家能否永远存在，这既不明显也不肯定。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工业及其影响改变了世界，就是说，社会改变的程度超过了思想、政治项目、梦想或者乌托邦。这或多或少是马克思所预见和预测的。对他来说，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吸收所谓“人类”现实的另外两个层面，即一方面吸收政治和国家(使其失去其主导性质并逐渐消亡)，另一方面吸收经济、生产力(在社会内部组织，根据生产者自身、工人的利益进行理性的管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点，一方面是国家及其首要地位的终结，另一方面是经济及其优先地位的终结。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中，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他发展了社会的概念。

第三，“现代世界是尼采式的”^[26]2-3。如果有谁想要“改变生活”，那就是尼采。如果有哪个人想要“一切从现在开始”，那就是尼采。对现状的抗议与挑战从四面八方爆发出来，个人的生活及其生活经验重新得到伸张，以抵抗政治的压迫、抵制“生产主义”和经济主义。当某项政策没有遭到另一项政策反对时，在诗歌、音乐及戏院中就会发出抗议之声，从而在超常人群的希望和期待中得到遥相呼应。诸如那些先锋派、激进艺术家团体、未来主义建筑学家与工程技术工程师，他们追求“超现实主义”“超自然”“超人”“非人”“异托邦”，乃至于“后人类”的想象与理想。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揪心的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或社会。尽管政治的力量宣称他们凌驾于普通经验之上，使社会属于从属地位并获得对艺术的控制，但艺术却代表着抗辩的保留，是一种抗议的资源。不管是何物推向它走向衰落，它代表了尼采式抗争的炽热精神，就是为保卫文明而顽强反抗国家、社会和道德的压迫。

在此书中，列斐伏尔指出：三位哲学家的思想之间虽然充斥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性张力，但却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三位一体星丛”。黑格尔意识到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处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核心位置，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一个东西，黑格尔建构了一个绝对理念式的国家乌托邦，这是黑格尔哲学中“理性的象形文字”，这种形象在现代世界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如果黑格尔的思想确实聚焦于一个单词，一个概念——国家，而马克思则高度重视社会化问题，建立了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揭示了社会的起源、发展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并且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结构，揭示了总体革命的可能性，为人类解放以及新社会理想展现了可能性道路。尼采思考的是文明及其价值，代表现代性批判的文化文明批判道路，他宣告了西方几千年文明的内在根基即人类理性的毁灭，扭转了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来对身体与生命体验的无视，并且在感知的、构想的与活现(体验)的三重辩证法意义上重建了身体哲学。“超人”正是尼采对决定论与偶然论、重复与差异、理性与节奏诸多二元对立范畴进行颠覆、解构的结果，它不是传统的主体主义或者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关乎理想社会形态与总体人的未来诗学哲学。

总之，“三颗巨星，一个星丛。他们的光辉有时一同闪耀，有时令对方相形见绌。他们之间会产生干扰，有时他们投射更强的光有时则相反。他们起起伏伏，更靠近彼此或是相隔甚远。一个人看似现在占优势，转眼又换成另一个人”^[26]4。

列斐伏尔认为，我们不必在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三位哲学家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26]195-203。作为闪耀在人类知识天空中的三颗巨星，它们最终在空间中相遇了，构成了相辅相成的现代性批判之“三位一体星丛”，辩证地映照着现代社会文明的内在矛盾结构及其可能性的未来图景。但是他们神圣智慧的光环被阴影遮蔽，从而使得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指引，如今我们需要重新找到通向光明的入口和出口。

列斐伏尔心目中的现代性批判之“三位一体”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以“空间的生产”为核心逻辑建构起来的三元空间辩证法：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的政治空间生产方式论，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经济空间生产论以及尼采的城市化世界化的文化艺术创造的新文明空间生产论^[8]35-37。在《空间的生产》一书接近结尾处他如是写道：未来的人类解放是空间解放，马克思期盼的人类解放道路与尼采所希冀的“超人”的英雄之路在空间的十字路口相会了，但二者能否相结合那倒是另一会事儿了^[8]589。

由是观之，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思想把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三者共时态统一，既不是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否定尼采，也不是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尼采否定马克思。当然，列斐伏尔最终归宿还是要首先在哲学上把马克思尼采化，进而以社会学的方式把尼采化的马克思都市化、身体化、空间辩证法化；在政治实践上用尼采的文化批判、都市革命取代列宁的政治革命策略。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列斐伏尔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尼采的身体生活哲学的结合发现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微观形式。马克思式“总体人”的解放期盼被他变成尼采式的“超人”美学境界，即超越人与自然的僵硬对立的二元论认识论窠臼，而走向了挣脱一切理性羁绊的理想境界。

综上所述，《空间的生产》一书以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批判为核心，是对其毕生之问即“资本主义何以幸存”的回答，其重心不应该是后现代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而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精神的空间矛盾辩证法，但其解决途径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与解放方案，而是近尼采式的集国家社会与文明的现代性三维批判推想。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乃“一名”而“三义”，有黑格尔的合题，即历史与空间的统一或历史终结论；有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即向自然与人的本质之回归；有尼采的超克，即现代性的重估与克服。《空间的生产》并非对以往人类历史的回溯，而是对未来人类文明的展望或者说一种愿景，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批判性重构，其目的与其说是为挽救陷入悲观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而重建一种现代性空间批判理论，毋宁说是为那些身陷似乎完全被抽象化、同质化、等级化的现代性霸权囹圄的人类重新打开一个可能世界的新视野。列斐伏尔从空间矛盾辩证法角度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困境与危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发展，是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而他从现代日常生活细处深处寻找抵御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抽象空间统治的力量与现代性变革的可能，从人的身体创造力寻找新的文明形态生长点，这肯定是一种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变种，从而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生产》是一部博大精深却也空泛的神秘之作，注定是一份充满争议、值得反复借鉴的遗产^[27]。